·策划语·

　　和平的意义

　　10月13日，挪威奥斯陆当地时间11：00，穆罕默德·尤纳斯教授（Professor Muhammad Yunus）及其所创立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也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共同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虽然尤纳斯本人认为自己更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某种意义上，尤纳斯的获奖彰显了诺贝尔和平奖中所蕴涵的两层意义。从通常的意义上理解，和平意指无战争或者少暴力的状态，为了达成这一理想而努力的人理应成为和平奖的考虑对象，就像2005年的获奖者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和2002年的获奖者美国前总统卡特一样。

　　但在另外更深的一层含义上，怎么才能达到和平呢？无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成果亦可以为大多数国民所分享，这不但是和平的有力保证，更是和平的深化，因为世界和平、经济繁荣本身就是希望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福利，是人类发展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从这个角度出发，尤纳斯当之无愧，就像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在颁奖文告中声称的那样——“要实现持久的和平，除非找到使大部分人摆脱贫困的办法，小额信贷就是这样一种办法”。

　　更为可贵的是，尤纳斯三十年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过去观念的桎梏。人们传统认为扶贫往往与爱心、慈善和捐赠联系在一起，给予而非引导往往成为了扶贫的主流。这在实践过程中容易造成了两种负面的影响，一是受助对象养成等靠要的思想，二是在无形中抑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力，随之还有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尤纳斯的小额信贷首先是有偿借贷，而非无偿捐赠，设计出穷人可以承受、援助机构本身也可以自我造血的一整套制度，这不但给了受助者一个机会，也激发了他的自尊与自立，在带给他物质财富的同时，更带给了他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毫无疑问，这将是更加良好生活状态的开端与基础。

　　获奖之后不到十天，尤纳斯就来到了中国，不但在北大演讲，还会见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吴晓灵。尤纳斯在中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因为他的经历似乎在解答着一个困惑已久的问题——在由数字和模型组成的现代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同样可以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并用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去更好的达成这种关怀的实现。

　　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从2000到2005年，孟加拉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390、380、380、400、440和470美元，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都有5％左右的增长，但每年2％的人口增长消耗了很大一部分的经济发展成果。同一时期，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GDP每年的增长率都不低于8％，人均国民收入从2000年的930美元，已经升到了2005年的1740美元，当然，这也要得益于中国每年1％的人口增长率。

　　虽然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尤纳斯的乡村银行从27美元起家，发展到今天成为一家拥有400万借款者、1277个分行、还款率高达98.89％的小额信贷银行，成绩斐然。但从国家层面来说，孟加拉的发展速度仍然比较缓慢。由此反思，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的那句“发展才是硬道理”以及由此相伴的改革开放，当然，这里的发展不是仅仅指GDP。我们从中亦可以看到，假如没有国家制度和政策层面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发展架构，那么凭借一两人或者组织去解决贫困问题，是多么的无力，也许这恰恰是孟加拉的悲哀和启示！

　　然而，这仍然无损于尤纳斯的伟大，因为尤纳斯不仅建立了一种现实可行的小额信贷模式，更为关键的是他深入贫困人群的态度和方法，精英走向民间，并依靠智慧、热情、关怀和勇气去切实的解决现实问题，这固然不能保证每一个问题都获得解决，但这开启了一扇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大门，本没有路的地方，就这样踏出了一条路。

　　为此，本次我们暂停了本周评论和研究版的一系列常规栏目，推出了“中国小额信贷生存状态调查”，共有五篇文章，以飨读者。同时，欢迎读者来信交流，邮箱guchongqing@gmail.com。

　　（谷重庆）

　　21世纪 评论 25版·专题·

　　上水磨村杨洪武的5000元借贷与梦想

　　本报记者 李明三

　　河北、山西报道

　　杨洪武的面食加工厂就设在自己家里。外墙下靠窗支起两排桌子，搁上和面用的案板，占据了屋子的一半。四个冰柜占去了其它的墙面，中间就只剩下两道门和一条过道了。

　　一道门通向里屋，那是他们夫妻俩和三个孩子的卧室；另一道门出来就是马路，到县城约有30公里。下午4点钟，秋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这是杨的休息时间，他可以蹲在墙根下懒洋洋地吸口烟了。屋子里，四个披着白围裙的女工正在搓“猫耳朵”——当地一种很受欢迎的面食。

　　杨今年36岁，三年前开了这个面食作坊。刚开始他只有一台冰柜，现在增加到了四台，还雇了5个小工，每天加工的面粉将近两袋。每做一斤面，她们可以得到0.4元报酬。

　　在太行山腹地这个仅有50户人家的山村里，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小老板”了，但工作并不轻松。每天早上，他开着自家的三轮农用车，要将所有面食挨家挨户送给镇上的十来家餐馆，最远的一家在50里外。这项工作必须赶中午12点以前完成，同时带回来第二天的订单。下午，他按这个单子给工人们派活，“早上5点半起床，一直要忙到晚上10点”。

　　“一年也就挣五六千元”，但杨似乎很满足了。此前，他在内蒙古的砖瓦厂打小工，每年只能带回来二三千元。

　　“我们的小额贷款给他帮了不少忙”，中国扶贫基金会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的信贷员李瑞平说。她是杨洪武的嫂子，就住在隔壁。2003年，她给杨洪武贷了2000元，杨用其中1700元买了台冰柜，剩下的全买了面粉，加工厂就这样开张了。

　　为追加投资，杨曾经找到当地信用社贷款。“他们要拿存款作抵押，否则不放款”，杨没有贷上款，他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在银行“没有关系”。

　　10月13日，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纳斯——也就是小额贷款的先行者——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天，杨又通过李瑞平得到了第二笔贷款，总额3000元。

　　第二天，他从县城拉回来一台新冰柜，这是加工厂的第四台冰柜，花了他3800元。“小额贷款就是给我们这些人量身定做的”，他说，“慢慢贷，慢慢还，到年底钱也挣了，贷款也还完了，很方便”。

　　“如果可能，我想再贷5000元”，杨的梦想是建一个冷库，将生意扩展到县城里，面食品种也要扩大，“除了现在的炒饼、猫耳朵，还要有杂粮”。

　　受益

　　杨洪武所在的上水磨村，行政上隶属于山西省左权县芹泉镇，全村190口人，年收入不到1500元，是中国中部典型的贫困山村。2001年12月，中国扶贫基金会选择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试点带有扶贫性质的小额信贷项目，他们与当地扶贫办合作，成立“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面向贫困农户，发放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小额贷款。

　　“小额信贷的最大特点是无需任何抵押、整贷零还、小组联保”，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主任刘冬文说，这些模式取法于尤纳斯的格莱珉银行，虽然在中国各地的试验过程中都有所创新和改进，但基本上大同小异。基金会在福建、贵州、河北、山西、海南、辽宁等地设了十个小额信贷分支机构，左权服务社仅是其中之一，而刘冬文则是所有这些分支机构的法人代表。

　　服务社的机构设置分为两个层面，县一级管理人员包括主任张云德在内，共7人；乡镇一级操作层的信贷员共13人，分管全县10个乡镇中的麻田、石匣、芹泉、羊角、粟城和桐峪等六个乡镇。“小额贷款覆盖了全县人口的一半，地域覆盖60%”，服务社主任张云德说。

　　李瑞平就是服务社在芹泉镇负责信贷业务的两名工作人员之一。“上水磨全村50户，贷款的有十多户”，杨洪武仅仅是她众多贷款户中的受益者之一。

　　养猪大户史建红也是靠服务社的小额贷款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他2003年4月开始养猪，8月份为购买饲料加工机贷款1000元；去年又贷了1000元买猪饲料；今年1月，他又贷了2000元买饲料。随着贷款额度的增加，他圈中的猪也从当初的8头扩大到15头。

　　10天前，史的4头小猪出栏，收入480元。他有点后悔，因为当时小猪价格每斤2.5元，现在已经涨到了4.2元。虽然如此，史还是想将存栏数继续扩大到50头，而服务社的小额贷款将是他的主要依托。

　　“分期还款，负担不重”，按照服务社的贷款规定，史建红一年期的2000元贷款，从第三个月起每月还200元，十个月还清。史认为这个方式很好，“每月还一点，不知不觉就还完了”。

　　河北易县桥头乡北山南村的蔡淑梅，也是靠养猪供两个孩子上学，“孩子在廊坊上学，一年花费将近两万元，全得从猪上来”。今年44岁的蔡淑梅，生性乐观，她目前每年养猪收益约三、四万元，除了供孩子上学，还能存点钱准备盖新房。

　　蔡2002年开始养猪，最初靠易县扶贫基金合作社的2000元贷款起步，从那以后，她每年都贷款，今年是第五次了。“7月份贷了3000元，全都买饲料了”，她说，“养猪需要的资金特别大，经常周转不过来，扶贫贷款可帮了老忙了”。

　　易县扶贫基金合作社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第一个引进即格莱珉银行小额贷款模式的扶贫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是这个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格莱珉模式在中国是否可行，他决定试一试。至于为什么选择易县做试点，他给出了三个理由：1、国家级贫困县，具有一般贫困县的代表性；2、离北京近，便于监管；3、地方政府的支持。而杜晓山也因此成为中国小额贷款第一人。

　　但是，并非所有养猪户都能交上好运。左权石匣乡管头村的郝小芳去年贷款2000元，养了10头猪，结果赶上闹猪瘟，全赔进去了。她目前没有贷款计划。“不过，有了好些的项目，还是可以贷一点”，她说。

　　即便存在各种风险，在左权和易县，养猪仍是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李瑞平说。李所在的芹泉镇，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养猪既是一大支柱产业，也是她们发放贷款的一个重要项目。

　　包括上水磨村在内，她所负责的20个村子共有326户贷款，总额48万。而她只要保证每月如期回款，就有1000元左右的稳定收入。

　　信贷员发放贷款有着严格的操作流程。她们入村到户调研寻求扶持对象，并组织客户自愿意组成联保小组，客户通过联保小组申报贷款项目和金额，审核合格后报主任审批，最后服务社与客户签订借还款协议。发放贷款时预扣一半利息，另外预留5%的小组基金。农户获得贷款两个月后开始还款，每月还一次，分10次还清，最后一次还钱时结清另一半利息。而信贷员的收入就取决于她每月的回款数量。

　　在左权服务社13名信贷员中，李瑞平的业绩并不算突出。成绩最好的是石匣乡的程海军，他在分管的15个行政村内，拥有450多个贷款户，共放款69万多元。9月份他回款十万元，个人收入1800多元，这在年人均收入只有1500元的左权县，是个不低的数字。而与他合作的王晓亮，也拥有305位客户，放款达44万。

　　清欠

　　“信贷员的基本工资很低，不到100元，但是每万元回款，个人可以提成170元”，这是左权县农户自立服务社的规矩。服务社主任张云德说，将信贷员的收入和回款挂钩，是确保回款率的唯一有效途径。

　　自2001年开办小额信贷项目至今，左权农户自立服务社已经覆盖全县14万农业人口中的9.73万，累计发放贷款2586.55万元，资金回收率达99.9%。这对资本金只有550万元的张云德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唯一的欠款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共计2.5万元”，这位名叫尚宝山的业务员，与李瑞平共同负责芹泉镇的信贷业务。由于欠款过多，从2005年元月起，张云德就停止了他的放款业务，其分管片区划归别人。尚专职回款，期间只领不到100元的基本工资。“当时，他放出去40多万，其中有20万逾期款”，张说，“我必须这样做，因为一个人不还，立马会影响一大片”。

　　易县扶贫基金合作社主任周学仁就没有这么轻松了，“截至10月份，我们有140万逾期贷款，其中三年内肯定收不回来的有60万”。对资本金仅300万元的合作社来说，这么大一笔欠款，压在谁头上都是一块心病。

　　其实，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最初几年里，周学仁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尽管起步资金只有63万试验费，但项目进展非常成功，直到1996年，我的回款率都是100%”，周说。这时，合作社的贷款农户已经发展到6000多户。

　　这一年，易县拿出135万扶贫款，委托给合作社，周学仁感觉可以放手发展了，又从农发行贷了100万，准备大面积扩张业务，但问题也因此出来了。“那时光有热心，没有经济头脑，财务监管和审计工作都没有跟上，用人也出了问题”，周在总结这段时间的失误时，坦承自己负有主要责任。

　　“既然是试验，就会有成败”，周认为自己最大的失误是经验不足，而社会上政策和环境都不够成熟，加上诚信不足，造成了严重拖欠。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1997年，他们在一个村子放款近3万元，“后来去收款，没想到村干部竟在喇叭里号召村民抵制还款。说这是扶贫款，不用还”。这笔款至今都还没有收回来，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周静待法律的裁决。

　　在其后的几年里，易县合作社的业务陷入了混乱和停滞状态。清理信贷资产，盘活信贷底数和资产占有形态，成了周的工作重点，“当时主要思路就是控制发展，清理帐目，防止拖欠大面积蔓延”。

　　所有的矛盾和压力最终都集中在他头上。2005年3月14日，总部免去了周的主任职务，清欠工作更没人管了。

　　这是一段让周很痛心的日子。一方面，从1979年参加工作起就负责民政救济的周学仁，眼看一个很有希望的扶贫事业就要毁了，心急如焚；一方面，他非常渴望查清帐目，“这样不明不白地交班，绝不甘心”。

　　一年后，周恢复主任职务，重新担当清欠重担，“底数都已经落实到了放款人和贷款户头了”。他制定了一个三年清欠计划，每年清欠30%，“去年收了30多万，今年也回收了36、37万”。周相信，“只要措施得力，大部分款项是可以收回来的”。

　　现在，易县扶贫基金合作社的信贷业务正在恢复。“今年回款率达到了90%，而三年前只有70%。这表明易县的试验基本上是成功的”，周学仁说。合作社自有资金187万元，从成立至今，没有向外界要过一分钱，全靠8%的利息收入养活自己，业务员月工资平均1160元，生存问题已经解决了。

　　10月19日，中国社科院扶贫经济合作社派来的审计人员进驻易县，该合作社是社科院为了管理易县、涞水、虞城、南召等地信贷机构而成立的组织，杜晓山任合作社理事会主席。周学仁说：“这是一次资产审计，目的是为下一步和美国乡村基金会的合作做准备。”目前，合作社总资金达到830多万元，其中软贷款523万元。“易县试点是到了总结经验的时候了”，他认为，合作社最有意义的经验，就是在拖欠已经出现并且将要大面积泛滥的时候，得到了及时控制，避免了毁灭性的后果。

　　而在中国众多小额贷款试验点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欠款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失败的。左权服务社也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那是2003年，服务社开展小额信贷业务已有两个年头。“当时放款76万，其中逾期欠款就占了30多万，基金会勒令停止放款”，张云德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副乡长任上被借调过来，接手服务社的。

　　上任后，张的全部精力集中在收款上。当年他收回50多万，信贷员回款率达到95%以后，陆续开始第二轮放款。到2004年年底时，逾期欠款只剩下8万元，左权服务社在悬崖边上起死回生。

　　筹资

　　从欠款的泥潭中跋涉出来之后，周学仁和张云德的注意力，几乎同时转到信贷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上。

　　“严格地说，每年放款要达到1000万以上，项目本身才不会亏”，张云德说。去年，他手中550万资本金，周转了1.83次，全年放款900多万，还没有达到盈亏的临界点。

　　突破1000万的放款量，是张今年的预定目标。而他最希望的是，手中的资本金能达到1000万。“市场需求很旺盛，放款没有任何问题”，他说，如果将贷款对象从纯农户扩大到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纯商业户和失地农民，这1000万还不够运作。

　　然而，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张都没有自主权，他得听命于基金会，特别是资金的筹集。

　　给服务社筹集资金，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小额信贷部的主要职责之一。左权服务社目前550万资本金中，300万是当地政府委托管理的扶贫资金，250万来自香港嘉道理基金会的捐赠。

　　“小额贷款面临的最大发展瓶颈，就是无法吸储”，刘冬文说，这是政策层面对中国扶贫基金会这类公益性贷款机构的制约。

　　除此之外，刘冬文对来自管理层面的制约也深有感触，“服务社成立之初是一个地方社团组织，听令于地方政府，我们说话不听，管理不到位，免不了出问题”。

　　这个问题在2004年得到了彻底解决——国家规定基金会可以设立分支机构。“这是一个转折点”，刘冬文说，“产权清楚了，治理结构也有了”。

　　2005年，他完成了基金会所有小额信贷操作机构的改制，各地服务社全部脱离政府，由当地社团组织变成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下属分支机构。“改制以后效果非常明显”，刘对此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完成了小额信贷机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这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小额信贷机构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率先推行小额贷款的杜晓山，也趁改制之机对易县、涞水、虞城、南召等地的信贷机构做了一次梳理。他们联合商务部交流中心、中国妇联等，发起成立了小额贷款发展促进网络。“目前网络成员有100多家，其中80多家都在运作小额信贷”，杜说。

　　“对小额贷款如何界定？国际上的通行标准就是本国的人均GDP”，按照这个标准，杜晓山估计，国内民营或半官方的小额信贷机构，可能多达300家，覆盖了100多个县。

　　“中国从事小额信贷的，还有政府主导、财政贴息的扶贫资金，以及农信社和农民基金互助组织等机构。但是，包括央行今年在山西、贵州、内蒙、四川、陕西等五省的试点在内，最有生命力的还是这些民营或半官方运作的、自筹资金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他说。尽管他们影响有限，规模也只有区区10亿元，但却实实在在是小额信贷的先驱。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