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工业过剩导致巨额经常账户顺差
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王志浩
摘要和结论
在过去二十年间，向贸易和出口倾斜的政策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凭借着全球的需求，中国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生产力也不断提高。 然而随着贸易的增长以及巨额顺差的积累，中国的国内经济却失去了平衡。
庞大的加工产业目前占中国贸易总额的一半，但是其产生的顺差却已经超过了中国总贸易顺差。中国的“实际”贸易账户处于逆差。一个来自第一世界的、产出顺差的出口型制造业转移到了一个传统上产生逆差、消费水平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但是产生的顺差却无法被吸收消化。这是目前这种失衡状态最深层的原因之一。
在２００５年的时候，加工业顺差的正常增长以及“实际”贸易逆差的意外改善使得整个贸易账户出现了巨大的顺差。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间，这种不平衡的状况将进一步恶化。这部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行为有了变化，包括投资增速略有放缓；部分是由于“假”贸易行为和其它非正常的资金流动。
有鉴于对于失业的恐惧依然存在（其实这种恐惧并无多大依据），以及担心会引致大规模资金外流，因此政府部门可能会小心谨慎地推进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这种升值相当重要，能够改变投资动力使之向国内市场倾斜，并将一些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推到境外。中期的结果是会促成平衡的恢复。然而，在短期来看——也许是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间——人民币的升值可能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膨胀。
为了迫使加工业产能向境外转移必须取消出口型产业享有的优惠；同时，应鼓励对国内服务业的投资（包括进一步向非国有资本开放）。更便利的利润转移、对外投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ＱＤＩＩ）均是必要的。这样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的转变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将可能继续面对巨大的对外顺差。
半真半假的经常账户顺差
中国飙升的顺差部分源自于“假”的经常账户收支，另有部分源自相对于附加值的投资缩减，日趋成熟的加工业和对投资的调控将推高２００６年的经常账户顺差。
２００５年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巨大的顺差，这一点是很奇怪的——也困扰了许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首先，在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期间，中国遭遇了贸易条件的恶化，原材料的进口价格上涨，而制造产品出口的价格则下跌了。在贸易条件恶化对贸易账户的影响上经济学家们各执己见但多数人都认同这种影响是负面的（即顺差缩小／逆差扩大）。中国的整体贸易账户在２００５年却走向了另一面——顺差增加，而且“实际”（即非加工业）贸易逆差还减少了一点。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民营企业的顺差则是大幅度增长。
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储蓄和投资方面发生了些什么变化？经常账户数字的扩大标志着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距拉大了。２００５年，经常账户余额从２００４年ＧＤＰ的３．６％增至７．２％，换句话说，２００５年要么投资相对ＧＤＰ的比重下降了，要么储蓄的比重增加了。
众所周知，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间中国继续了其近乎疯狂的投资，２００５年投资率增至修订后ＧＤＰ的４２．１％，比２００４年４０．６％的水平升高了１．５个百分点，并且在２００６年还会继续增长。在实际ＧＤＰ以约１０％的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投资率的这种增长非同小可。如果储蓄行为保持不变，那么投资的增长就意味着经常账户顺差会缩小。但是经常账户顺差从２００４年（占ＧＤＰ３．６％）到２００５年（占ＧＤＰ７．２％）增长了３．６个百分点，意味着理论上２００５年储蓄率应该增长了５．１个百分点，达到ＧＤＰ的５０％左右。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这种规模的调整可谓是非常大的动作。
２００５年资料表明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趋势也没有变化。政府这一边情况类似——２００５年财政政策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所以我们只好转向企业了。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是最重要的储蓄者，对中国整体上高储蓄的趋势负有很大的责任。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来自于行政调控，导致了储蓄增加，资本货物原材料进口减少，从而使“实际”贸易逆差缩小。在加工业方面，除了产能增加直接产生的额外顺差之外，我们的假设是随着美国加息，预期全球经济在２００６年放缓以及加工业开始自然进入成熟期而使得投资规模回落，即使收入仍保持强劲也无法改变这种趋势。因此在２００５年，各类非国有企业似乎在收入增长仍强劲的条件下缩小了投资规模，由此推动了储蓄率节节攀高。
２００５年，虽然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速继续提升，但外企和股份制企业的投资增速却回落了约２０个百分点。这些资料本身有着相当多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并不太适合做投资的风向标，因为其中包括了房地产交易的费用以及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会使其偏高，尤其是在地价上涨的情况下。同时，每年成百上千的国企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而且新的股份制企业也不断涌现，意味着要在不同时间对数字做比较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这些数据还是表明国企投资增幅可能是低估了实际情况。国企仍然占到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它们的投资活动使固定资产投资的整体数字保持增长。另一方面，外企港澳台企业仅占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９％。
不过，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我们来看看附加值的增长，这是利润率的一个不错的指标。国有企业的附加值增长在２００５年有所提速，股份制公司的增速保持稳定，但外企则略有回落。外企在附加值上占到总量的２３％，超过其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比重的一倍多。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粗略的计算，看固定资产投资占附加值的比重。国企看起来将大部分的所得都用于了投资，投入储蓄的非常少（从整个行业的贸易逆差来看这一判断是合理的），同时港澳台企业外企的低百分比表明它们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存了起来（也证明它们是各类企业中最重要的储蓄制造者）。但是，在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之前，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数字是基于非常不可靠的固定资产投资资料而来的。
加工业过剩是主因
企业界整体上是一个净消耗储蓄者。我们在这里最关注的是趋势，而趋势与我们的预测很吻合。２００５年，在这三类企业中相对于附加值的投资支出都出现了下跌，国企、股份制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外企因此似乎都可以把更多的利润投入储蓄。从绝对人民币角度计算，我们发现２００５年港澳台企业外企额外产生的未投资附加值与国内股份制企业的数字基本相当（国企部分的数字要低得多）。
这表明虽然这些数字很不准确，但能够证实我们的理论：２００５年储蓄的飙升不仅是与外企有关，也受到了国内企业行为的推动。而投资的增长相对于收入则是下跌了。这一趋势在２００６应该还会持续下去：加工业的投资应会继续放缓，而随着投资层面的调控再次收紧，经济也应会增加更多的储蓄。所以如我们指出过的，更大规模的经常账户顺差似乎不可避免——我们的预测是占ＤＰ８．２％。应该如何从这些失衡中恢复呢？
中国在亚洲对美国（及欧洲）的顺差中占据了大头。虽然美国从亚洲的进口一直保持在美国所有进口的３０％左右，中国供应的比重从１９９３年的１５％增加到了目前的一半以上。截至２００５年，中国在亚洲对美国的顺差中占到了５７％。美中双边逆差的绝对数字有所增长，目前占到美国贸易逆差的２５％左右。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其实在１９９９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２０％。很显然，美国对世界其它地方的逆差也相当大，并且还在不断增长。日本的顺差也很大，但并没有显著增长，而中东的石油出口国的总体顺差在２００５年是中国的一倍。中国吸收了亚洲的加工业，同时也吸收了该地区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在２００５年占到亚洲新增外汇储备的８６％，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则为６１％。
我们认为中国日益膨胀的失衡状况，以及其在全球失衡中的角色，并不是从储蓄开始的，而是始自近几年来中国加工业顺差的增长。和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居民家庭消费不多，没有受到福利体系的覆盖，因此把很多钱投入储蓄，但其数量还没有到破纪录的地步。在一个人均ＧＤＰ为１７２６美元的国家，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中国正在近乎疯狂地投资，约占ＧＤＰ的４２％，同时储蓄却仍然在不断攀高。促成这种现象的是企业界，中国的“加工业过剩”在去年产生了１４２０亿美元的净流入，占ＧＤＰ的６．４％，而今年我们估计将达到７％。如果剔除加工业，那么余下的就是贸易赤字了，占ＧＤＰ的１．８％，储蓄与投资之差也为负数。
重归平衡需要综合治理
中国的“加工业过剩”是其“储蓄过剩”的主要动因；人民币升值改变投资动力，服务业开放也是关键；向出口倾斜的税收和投资政策正在逐渐退出舞台。加工业才是一切的根源之所在。那么中国该何去何从？
显然，中国需要采取一个综合的措施，能解决产生顺差的结构性原因，而不是仅仅调整汇率。多数经济学家们都认为人民币有必要升值，这一点没有错。从中期来看，这一举动会促使加工业部分产能转移到境外，鼓励国内企业投资于国内而非国外市场，从而减少加工业的顺差。然而，短期内这会使以美元计的顺差进一步扩大。在低端制造业出现了真正能与中国抗衡的全球竞争者之前从中国的出口向别处转移的支出规模应该不会太大。由于受到已支付的投资等因素的牵制，制造业只可能缓慢地转移。不过随着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实际”进口应会增加，尤其是原材料进口。不过，我们有些怀疑城市居民家庭是否能成为消费品进口的重要驱动力，而且随着工业的日趋成熟，对于机器设备的进口需求也肯定会下降。
其次，其它的备选方案是考虑削减中国加工业产能的总体规模，而不采用汇率手段。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余永定(余永定新闻,余永定说吧)教授就是此类措施的坚定支持者，他同时也支持人民币升值，取消鼓励出口的政策，包括取消税收优惠、出口加工区，并降低或取消目前多数出口都享受的增值税退税政策（最近这方面有新的动作）。参与出口的不仅仅是外企，所以税收政策应该考虑到各种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目前，对所有类型企业统一税制的工作将在２００８年前完成立法机关审批。现在也有传言说，取消增值税退税的范围会从能源密集型产品（２００５年已经取消）扩大到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半成品。当然，这一动作和人民币的升值与其它举措是有冲突的，比如使用土地、税收和最低工资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低端加工产能向内地而不是境外转移，还有“自主创新”的那一套政策，目标是提升国内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这会提高加工业在境内产生的附加值）。
第三，对于刺激消费目前也有颇多讨论。采取这种措施是有必要的，但我们仍然怀疑这样做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里，福利体系是关键所在，资本市场的改革也举足轻重。
第四，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化，相应的驱动力也会改变方向，此时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鼓励对于国内服务业的投资。这个行业内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对非国有资本开放，包括交通运输、电信、娱乐、旅游等。这里的好处是这些行业都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大户，如果放开的话，可以弥补制造业就业岗位增长的减速造成的空白。
第五，能促使资金流出中国的政策。这些包括放宽对外国投资者利润返还的管制允许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ＱＤＩＩ机制到２００６年底配额可能达到１００－１５０亿美元，２００７年底可能达到３００－４００亿美元。
政府部门显然需要从全局出发来考虑该采取的一揽子政策计划。政府应该制定一套协调一致的政策，并理顺与现有政策重心相冲突之处。人民币更自由的浮动和升值必须是这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当局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了。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期《货币政策报告》发布，在经常账户交易、ＱＤＩＩ等方面政府已经有了动作。但是这些政策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的高储蓄率在未来２０年间只会缓慢地回落，加工业的规模在接下来的三年间还会扩大，对于经常账户进一步施加压力，如果当前政府打压投资的措施动真格的话，压力就会更大。
全世界将不得不去适应这种失衡——这将是全球经济在中期的附骨之蛆。而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要认真地思考如何在未来几年间应对这种失衡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解决中国失衡问题的最终答案中，有部分要从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甚至非洲国家去找。在他们真正能够大量吸收加工业产能之前，中国仍然会是一个“加工业过剩”的经济体，并由此导致“储蓄过剩”。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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