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因为近日严介和等人的资金链绷紧与受调查传闻，而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只要社会仍处于转型阶段，关于企业家的原罪之争就永远不会过时。

　　没有人会否认我们这个社会亟需企业家，亟需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但我们在面对单个的企业家时，却常常运用非黑即白的逻辑，试图赶尽黑心企业家，只留下慈善的、为民缔造福祉的、成为全民榜样的企业家。

　　这个世界果真非黑即白吗？恐怕未必。尤其在一个制度大变迁的时代，我们更多的是在灰色的空间中生存。勇于承认这一现实，而后将制度推向完善，才是可贵的有担当的态度。以某些群体作为彻底的负面样板，来为整个社会赎罪，是社会集体思考能力的怠惰与市场的不幸。

　　以历史的眼光看，我们在“文革”以前就开始批投机倒把，但到现在才敢于承认，所谓投机倒把，有时不过是市场流通与追逐利润的同义词，何罪之有？但这一认识过程是如此艰难，在改革之初，仍有从事长途贩运谋取差价的温州商人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锒铛入狱；而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无法原谅借体制漏洞倒卖房产牟利的炒房者，完全不理会这些人身上所具备的获取财富的能力正是这个社会所匮乏的。

　　不能不承认，除了最恶劣的因为权贵体系暴得财富成为市场主流的人士之外，多数起于民间的企业家具有可贵的经营素质，不管是IT新贵，还是靠万向节走向世界的鲁冠球(鲁冠球新闻,鲁冠球说吧)，他们都有猎狗一样灵敏的财富嗅觉，以及猎豹一样捕获财富的能力。他们的财富既是经营能力的体现，也有善于利用制度漏洞的一面。毫不奇怪，许多企业（不独民企）会到开曼群岛等地注册以避税，而后到香港等地上市以获取全球的金融资源。正如现在国有商业银行高管难免马桶圏效应，他们不能从马桶上起身，将财富彻底暴露于阳光底下，中国的企业家也存在一个马桶圈效应———与权贵为伍，挖大制度漏洞，以尚存缺憾的体制为自己的淘金乐园。为此，他们受到了全社会的炮轰与追究。

　　这样的追究有充足的理由，将迫使他们尽力争取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如果因此将企业家的功劳一笔勾销，否定他们的市场能力，并进而呼吁行政权力介入市场微观层面，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消除产业企业家原罪的土壤。

　　“水门事件”后，美国总统福特为挽回民众对政府失去的信心，特赦了前任总统尼克松。这一决定在当时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他们主张追究到底，就像美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的纯洁化运动那样。幸运的是，福特总统没有这么做，虽然他为赦免尼克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两年后，在总统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负于吉米·卡特。时至今日，连当初坚决反对赦免尼克松的爱德华·肯尼迪都说：“福特总统当时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勇气，如今历史学家们才发现，福特总统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2001年，福特获得“肯尼迪勇气奖”。

　　但赦免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应该是对事实的追究与对是非的坚持，需要持之永恒的对真相的解剖，使之积淀成为整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尼克松虽然被赦免，但“水门事件”的真相却成为美国历史上难以磨灭的印迹，给后人竖立了一个政治性标志，披露水门事件的“深喉”与记者因而成为民族英雄。我们理应对转型期企业家原罪进行追究，进行深入剖析，并以此为标志建立此后的追究制度，使得民族的智慧得以提升，正向的制度建设力量得以加强。

　　即使我们无法像福特赦免尼克松一样赦免有原罪的企业家群体，起码可以给企业家赎罪的机会，让他们以更有效率的企业、给工人更高的工资、甚至以向社保基金付款的代价，来洗去自己的罪责———如此，既能认清并洗刷原罪，同时也不损害企业家的精神与市场化的动力。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