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智库，我想，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陈琛 发自北京

　　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

　　在以往，“王辉耀”三个字更多是和“新华商”、“MBA 通才”和“国际人”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他的经历中有着许多的“第一”：

　　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中国最早一批出国攻读MBA的留学生；第一位大陆留学生出身的西方外交官，也是第一位在中外政府都工作过的中国人；海归中最早一批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层管理职位的；最早回国创业的海归中的一个；他还曾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商学院的客座教授，“新华商”概念的首倡者，出版了六部著作……

　　如今，他的履历表上又增加了一串：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商会2005委员会理事长、全国青联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

　　随着王辉耀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及其2005委员会，在他出版《海归时代》这部国内第一本全面解读中国留学人员归国群体的专著后，他又多了一个“海归派”代言人的头衔。

　　在世人眼中，王辉耀作为新一代海归社会企业家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一个人到了一定程度，日食三餐，夜眠八尺，也就足够了，个人资产多一个零少一个零区别不大。这时候我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让一个群体对社会多一些回报。”

　　以前的留学生大部分由教育部公派，回国后多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工作，一直处于体制内。而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大量留学生中，90%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回国后多在外企、私企工作，或者是自己创业，形成了一个存在于体制外的庞大的社会新阶层。

　　北京朝阳区的CBD中外闻名，在其间工作的外企白领有几十万，其中海归就有好几万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1990年代后期出国的那一批，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单位或者组织，但他们也有归属的需求，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组织，能够传达这个群体的声音。

　　如何影响这批人，使他们的个人事业和国家民族的发展方向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现并思考这一问题的，也许远远不止一个，但王辉耀却是现实中第一个付诸实际行动的。

　　王辉耀提议发起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这个新兴阶层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良好的人际网络平台。

　　但商会创会伊始，却不是这样轻描淡写。在向欧美同学会负责人提出建议后，王辉耀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2002年10月17日，在王辉耀组织和倡议下，田溯宁(田溯宁新闻,田溯宁说吧)、张朝阳(张朝阳博客,张朝阳新闻,张朝阳说吧)、吴鹰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聚会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欢庆欧美同学会商会的成立。

　　这一天，有着近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仿佛变成了青春少年。

　　商会主要是引入国际化精英办会的模式，比如月度午餐会、时尚海归聚会、国际论坛、主题讲座、休闲活动等等。要工作不一定就是工作狂，商会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商会已经连续4年举办京城最大的海归圣诞新年聚会，去年达到了空前的1000人。

　　与此同时，王辉耀还发起了“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与发展论坛”，帮助留学人员就业创业；创办“商会名家论坛午餐会”，吸引精英在一起脑力激荡， 举办“仲夏夜精英慈善晚宴舞会”，募集善款帮助京郊贫困失学儿童。

　　几年下来，商会系列活动已经形成一个品牌，成为欧美同学会中最活跃的团体，在社会上形成了很好的口碑。

　　王辉耀在欧美同学会的开拓工作得到了社会认可，2005年，欧美同学会理事会推选他成为总会的副会长。

　　打造海归智库

　　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因为大雨，首日的财富论坛开幕式从天坛公园祈年殿移至人民大会堂，王辉耀在这里碰到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的田溯宁。两人话题投机相聊甚欢，都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力量聚集起来。

　　2005年11月20日，长安俱乐部，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等二十多人出席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思想新锐的海归精英们尽显群英本色，言语犀利尖锐，各具主张。

　　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王辉耀当选为2005委员会首任理事长。

　　自此，欧美同学会商会品质得到重要提升，其作用从以往的联谊，为海归构建社会网络平台，发展到凝聚一批有成就的中国国际化人士，打造一个高端交流平台，成为为中国崛起建言献策的智库，扩大“海归”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

　　在成立后的短短半年里，2005委员会就以“充分发挥留学人员在民间外交中的作用”、“建立留学人员创业计划”、“反垄断与新一轮经济改革”和“人文奥运和恢复传统假日” 以及“建立中国创业创新大学”等主题，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建言报告。

　　“大量海归活跃在律师、注册会计师、咨询分析师、风险投资、外资企业管理层、自主创业群体里，他们是新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代将他们推到社会新兴推动力量的位置上。”说到这些，为这个群体鼓与呼的激动，再一次生动浮现在王辉耀的脸上。

　　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愿意把时间花在欧美同学会商会这样一些不挣钱反而要花精力的事情上呢？

　　王辉耀：任何一个健康的社会，都是政府、企业、社团三足鼎立的，特别是对于正处于急遽转型、矛盾多发期的我们国家。当下中国社会团体还很不发达，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热心、精力、钱，还需要国际化的视野、观念和经验，我想，在这些方面我还是很有优势的，前半辈子忙很多个人的事，现在有精力、时间和资源，为什么不为社会多做一些事呢？

　　人物周刊：付出总会期望有回报吧？

　　王辉耀：我不需要什么回报，做到一定程度，别人会注意到你做的事，这就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影响力。

　　人物周刊：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社会企业家”？

　　王辉耀：社会企业家是创建各种非赢利社会组织，创办或参与管理社团，服务社会公益，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现在中国这样的人很少，比如成立“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的企业家，坚持个体环保的廖晓义。

　　人物周刊：要想在传统体制内做一些突破体制的事，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辉耀：观念还不够开放，政府官员吸纳体制外的特别少，体制外的人做事非常受限制。中国的政府、企业和社会需要加大吸引留学人员的力度，甚至政府、人大、政协里都应该有这批国际化人士的参与。

　　人物周刊：要成为国家的智库或者说智囊团，是想发挥海归高端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吗？

　　王辉耀：海归在科技和经济领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政治领域却很薄弱。国外政府都有来自民间的智库，我想，这些有国际视野的人应当能够为政府提供一些中立的、没有利益冲突的意见，政府需要更多渠道来了解这些理性的声音。

　　我们已经进行的讨论，涉及民间外交、教育、房价、反垄断等问题，都是社会和公益话题，以后也是往这个方向进行。

　　如果遇到比较尖锐、但对政府和社会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还是会做可行性研究，用政府能够接受而不是激进反抗的方式表达出来。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