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留学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世界大家庭的一个贡献，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只有到了这一天，才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完成

　　■本刊记者 何三畏

　　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1644年，清军荡平中原建立王朝，并由此开创了来之不易的百年稳定。这期间，清王朝把明王朝的旧山河扩大了四倍，综合国力增强，社会享有相对的秩序，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以此被称为“康乾盛世”。

　　但即便这个盛世可以摆脱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也是注定不可持续的。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重新规定了未来世界的进程和秩序。后来的历史证明，谁处于这个变化之外，并拒绝接受这个变化，就注定了谁的落后。

　　康乾盛世，正是这种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并且背道而驰的虚假繁荣。

　　——1642年，清军第五次入塞；英国革命爆发。1689年，清王朝签订了开拓东北边疆的《尼布楚条约》；英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英国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摆脱了专制政治。1748年，清政府继续加强内部稳定，讨伐大小金川；法国人孟德斯鸠第一次在人类政治史上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学说。1789年，清王朝封安南王；法国大革命爆发，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

　　到这时，清王朝的好日子也基本过完了。1799年，弘历皇帝逝世，朝廷反腐败，逼得和珅自杀，但清政府终究越来越腐败无能。

　　同时，就在清王朝最强盛的时候，具有革命性的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在欧洲诞生了。然而，它们也与资本主义革命一样，与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无缘。多年以后，中国人才知道牛顿定律、微积分和蒸汽机，才知道世界上除了朝廷，还有立宪和议会。

　　清王朝只是依照明王朝的模式，建立了一个更加专制和极权的封建王朝。它甚至比过去的封建政权还多了一重等级：在官僚体制内部，满族和汉族官员也是不平等的。而对于知识分子，清王朝坚持绝对的不信任。它一边依赖汉文化，一边以极端荒谬的逻辑演绎出各种不可思议的文字狱。在稳定的外表下，思想钳制和因言获罪的盛况空前，推动社会转型的主要因素——自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工业和商业的进步通道，通通被阻塞。

　　那时没有GDP的概念，今人按照今天的方法，论证了那时的清王朝的确曾经阔过：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32%，1919年，降为9.1%；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

　　但无论清王朝的统治能力怎样式微，有一点却是越来越高涨的，那就是它对世界的无知和对“天朝大国”的自恋。

　　这个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辉煌贡献的古国，这个被李约瑟称赞为长期领先世界的技术“输出国”（十六世纪以前），这个被马可·波罗描述成远胜于世界各地的美好国度（十三世纪以前），已经病入膏盲。而欧洲各国却创造了崭新的资本主义文明，资本正要寻求扩张，它们已经选中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但是，很快就要遭殃的清王朝和它的子民，对此一无所知。

　　巨变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在外国豪强的坚船利炮的沉重打击下，昏沉沉的农业帝国不得不痛苦地认识到，自己并非“天朝”，并且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从而结束了妄想，被动承认和接受强大的外部世界。

　　天朝梦断的过程痛苦而漫长，充满了人民的牺牲、国家的灾难和朝廷的屈辱。在这个异常悲情的底色下，中国开始了“师夷制夷”及“中体西用”的“洋务”，以应对时局，挽救国运。中国历史也就以这样的姿势跌跌撞撞地栽进近现代。而留学生作为洋务运动的一部分，从此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伴。

　　古国与少年

　　留学的第一粒火星是传教士播下的。

　　今天，人们公认第一位完整地接受了西洋教育的中国人是容闳，因而称他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和他的“留美幼童”事件，负载着此后清王朝官派留学生的所有信息，值得从头说起。

　　1828年，容闳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寒之家，后来跟着在澳门打工的父亲上了英国传教士开办的马礼逊学堂。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学校，实行西式的免费教育。后来，他又随校迁香港上学。1847年，由香港基督教会提供两年经费资助，去美国上学。同去的还有两位分别叫黄胜和黄宽的中国同学。到美国一年后，黄胜回国。两年后黄宽由教会安排，转赴英国入爱丁堡大学，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医学博士。而容闳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

　　容闳毕业后立即回国。他已经全盘西化了。他怀揣着一个教育梦想：“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但是，这无从着手。容闳一直设法请人向清廷递交“派遣留学生”的条陈，鼓吹“日后当收大效”。1863年，曾国藩派遣他赴美采购机器，回国后授五品官，“留学计划”还是传达不到朝廷。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官员，才有奏事权。

　　1870年，曾国藩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

　　这时的慈禧皇太后早已失去天朝大国的骄狂，而朝廷在此前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创举：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届满，清廷请他任中国出使欧美各国的使臣。蒲安臣于是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两国人民均可入对方官学，并受优惠待遇；双方得在对方设立学堂。”条约换文3个月后，曾国藩上奏，慈禧“依议钦此”。

　　容闳得知，竟“喜而不寐，整夜睁着眼，好像夜鹰”。

　　在此之前，1860年，容闳“病急乱投医”，曾跑到南京去见过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包括他的“教育计划”在内的各种建议。但农民领袖并没有羞辱他，还送他一个刻有他的名字和“义”字的木印——他被“官封四品”。

　　容闳受命于朝廷，立即实施“留美幼童”计划。但以当时的社会观念，官员既不愿把自家子弟送去，民间更有关于西洋的种种不祥传说（现存詹天佑——第一批“留美幼童”——的父亲与政府签订的具结书，有“听从中国差遣……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等类似“生死文书”的内容），招收学生非常困难。

　　容闳在上海设立预科学校招生，应者寥寥，一年竟凑不足第一批的30个名额。他只好一面去香港英政府所设学校中去招收，一面回老家去动员乡亲。以致自1872到1875年整个幼童留学计划实施期间，4批共派出120名，其中40名为容闳的家乡香山县人。

　　这一群穿着洋装，盘着辫子，说着洋话，拒绝洋教的中国孩子们身上，寄托着清王朝的希望。可是，在“留美幼童”进行到第10年的时候，突然被全数撤回。

　　清王朝需要的，只是洋人的“机艺”，所有留美幼童只有一个学习方向——“机艺”。而大清帝国的孩子正在失去中国的“道统”，跟洋人一样“没有规矩”。他们相信，即便这些孩子学成归国，也将要“有害国家”的。两害相权，清王朝宁要思想不要人，于是召回大吉。

　　不过，现在回头来看，或许应该说朝廷的判断是有远见的：每年输出一批孩子，在没有封建道统的美国读书生活而后回国，尽管他们的课程只是“机艺”，也是注定会“有害大清帝国”的。

　　1881年底，已经送出的四批“留美幼童”回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都已经是人才了。他们都被“安排了工作”：“头批21名均送往上海电报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虽然其中大部分还没有在美国上完中学。

　　进入二十世纪初，半途而废的“留美幼童”计划仍然发挥了作用，“幼童”们在铁路、外交、邮政、电报、海关、国防及高等教育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其中的著名人物有詹天佑（铁路）、梁敦宜（外交总长）、唐绍仪（民国总理）、蔡绍基（北洋大学校长）。

　　“留美幼童”计划的中辍，表明清王朝的短见和面对近代社会的张皇与犹豫（近有研究认为，留美幼童的突然召回，也与美国拒绝他们学习军事有关）。但它开了近代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事件。

　　容闳是一个异数，他绕过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塑造和清王朝的科举通道，而以其西洋教育背景，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和开拓者，中国改良主义的创始人，给古老的帝国捎回一股清新的海风。

　　革命、政权和建设

　　清王朝撤回“留美幼童”，但无意放弃留学生计划。事实上，1877年，“留美幼童”实施期间，清廷派出了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他们后来在抗击外强侵略的海战中，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近代著名人物严复即是此次留英，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清王朝不惜工本，经过一系列自强措施，终于建立起一支西式海军。然而，它毫无战斗力：1884年，南洋舰队被法国击垮，1894年，北洋舰队被日本毁灭。

　　这再一次给予清王朝强烈的冲击。官僚阶层和上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一点共识：要想免受外强入侵，就必须改革，而不只是建工厂，买武器。

　　在当时看来，最好的典范就是日本：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还保持了自身的文化。

　　于是，中国留学生开始大批涌向日本。1896年，即北洋舰队遭日本毁灭两年后，清廷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13人。接着各省地方政府也陆续派留学生赴日本。到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官费、公费和自费留学日本者总数达到万人之多。

　　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留学生去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和军事不一样，这一次，到日本的留学生则主要是学习文科。

　　然而，无论是留学西方或是日本，无论是引进科学技术，或是思想制度，只要是近现代的元素，对于还处于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对于清王朝来说，都只能加速它的崩盘，这与引进者支持还是反对皇权无关。

　　留学生是革命派还是保守派，取决于他们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即他们认为清政权是否能够改革，是否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更强大的国家，或者是根本无可救药，只有革命。大致的情况是，十九世纪后期，大多数的传统士绅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仍然希望改革清政府；但到二十世纪初，多数留日学生和国内新教育体制下的学生们坚信：推翻清朝统治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二十世纪初叶，数以千计的留日学生在组织革命社团，酝酿革命激情。1905年夏天，孙中山来了。他联合了各革命团体，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为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提出的口号有明确的革命性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意味着清王朝的末日不远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留日学生是辛亥革命主导者。大量留日学生回国投身革命，以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骤减，第一次留日高潮到此为止。

　　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在“师夷制夷”的迷梦中玩完，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终结。

　　接下来是更为风雷激荡的年代。中国留学精英走向历史前台，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此后的走向。

　　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李大钊曾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留日归国学生蔡锷组织护国军以武力征讨；

　　1915年以后，新文化运动，由留学生发起，《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人物全是留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留学归国学生；

　　1912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先后更换了32届内阁，历任国务总理和内阁阁员中分别有四成和五成为“留学”出身，而20年代的24任外交部长，几乎全为欧美的留学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出席代表12人中只有4人没有留过学；国民党及民国政府许多党政要人、军事将领如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曾留学日本。

　　……

　　上世纪中叶，国共两党政权尘埃落定。大致说来，共产党政权以留法学生和留苏学生为“班底”，直到1950年代留学苏联的江泽民、李鹏等第三代领导人。

　　国民政府吸引留学美国的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五十年代起，更有大量台湾留美学生，直到现在，留美学生在台湾高层政治人物中占有绝对多数。

　　——这里的名单还可以开列得更详尽些，不过，这样的列举似乎没有明确意义。中国自有浓厚的国情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毛泽东思想。蒋介石在胡适等留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热切呼吁和参与下，还是把民主自由开成了空头支票。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前，追求社会理想是留学生的主要动力。无论他们是到国外去学习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是自然科学，无论他们是想以科学救国或是革命救国，无论他们后来是走到国共哪家阵营。而今，他们的名字已经深深嵌进中国现代史。

　　在动乱迭起的近现代社会，通过几代留学生的努力，终于将诞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学完整地移植到中国来，取代了数千年来仅有经史子集传承的僵化局面，奠基了中国近代科学。使中国有了近代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地质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各个门类的学科。它们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教科书，具有空前绝后的意义。

　　从“救国”到“出国”

　　从134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开始，到1949年以前，中国留学生一直带着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这种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悲壮。到1949年以后，寻找救国真理的历史宣告完结，留学生再也不负担这个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只向苏联和东欧派出留学生。文革期间，大陆公派留学基本停止，公民个人自费留学也不可能。这期间，只有台湾留学生络绎不绝，他们的去向主要是美国，他们后来成为主持台湾社会的精英。

　　在新中国，虽然各门科学进步缓慢，在文革期间甚至停滞或倒退，但一群在旧时代留美归来的科学家却被隔离在动乱之外，不受干扰地搞出了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在冷战时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国力。

　　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代政治家，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邓小平开始全面主政中国，立即恢复了向世界各国派遣留学生。当有人提出担心留学生滞留不归的问题时，邓小平胸怀宽广地回答道，即使有一半不回来，也要派，也比不派、少派好。

　　国门一旦开启，很快就形成新一次留学高潮。八十年代末一时有所减少，九十年代又出现了更猛趋势。据报道，从1978年到现在，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百万，留学回国总数达二十万。还有以留学身份出国、目前在国外的人员数十万人。

　　经过文革，二十世纪八十代的青年曾经焕发出追赶世界潮流的热情，这一批留学生，仍然不乏理想和道义的色彩。在他们心里交织着“洋插队”的美国梦与“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中国情。而今，这一代留学归国学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精英，在各自的领域开始显示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陈丹青是他们中的一个。他的一篇叫《海归的羞耻与责任》的文章，把前几代留学生的社会理想、责任感和道义精神视为一种绝响。

　　在他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但他看到，现在的“海归派”在整体上缺乏这样的意识，“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而“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价值追求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的传统，但是，五四时期高扬的两面旗帜——“科学和民主”不断缩水，最后只剩下技术。社会越来越技术化，留学的目标是学习技术，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凭什么要求海归比国内知识分子多一份在中国往往显得沉重并且容易“以失败告终”的价值坚持？

　　四百年前的一朝落后，其后效性延续至今，我们目前仍被称为“后发型国家”，承受着历史的负担。

　　自开留学历史以来，中华民族对世界大家庭的一个贡献，是输出劳工和留学生，是引进和接受国外的政治、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等。只要这种文化流是单向的，就说明我们的现代化没有完成。除非有一天，西方留学生到中国来，也是为了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现代政治、哲学和艺术。

　　到了这一天，我们就可以放松地说，留学嘛，就是互相学习。

　　这一天，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完成。此足以告慰历代远涉重洋寻求救国真理的先驱。

　　昔人往矣。

　　为准备本次封面专辑，本刊特意约访了数位各领域有代表性的海归人士。他们是：

　　王波明，“联办”总干事，《财经》杂志出品人，1980年代末期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规划、筹备和建立；

　　江上舟：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生，1990年代前期著名的海南“洋浦实验”的主事人，曾任职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李山，前中银国际CEO，曾参与筹备中国国家投资银行，有影响的投资银行家；

　　邓亚萍，前世界冠军，横扫千军的乒坛女霸主。告别体坛后求学海外，现正攻读剑桥大学博士，中国体育界未来的领军人士；

　　王辉耀，从“新华商”到“社会企业家”，他近些年的主要工作，是整合中国越来越多的海归人士的资源，为“海归派”代言；

　　许子东，1980年代就崭露头角的青年人文学者，从1990年代起任教香港岭南大学，参与凤凰卫视的节目制作，对剧烈变迁中的中国社会有独特观察。

　　(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对本封面专题大有支持，特此鸣谢)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