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的扭曲，资源流向出口部门。坦率地说，这种看法缺乏历史眼光，缺乏全球视野，更无视中国转型经济的体制背景。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搞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依然起不到基础性的作用，政府仍然保持着对许多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和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很低，此外还有土地、税收、市场准入等各种花样翻新的优惠行政政策，而这些因素又往往是当下银行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和政治担保。故此，政府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对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在现行政绩考核体制的驱动下，大量资源必然是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倾斜。劳动力价格是偏低的，资本的价格（也就是利率）也是被管制的，土地原来是不要钱的，后来批租土地也有各种各样的行政优惠，所以土地价格也是偏低的。

　　而另一方面，在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了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了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要素成本地区转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这种转型经济体的典型性特征客观上恰恰迎合了这一趋势和要求，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被搁置在所谓制造业价值链（所谓“微笑曲线”）的低端。

　　可以看出，这种世界性的产业转移和重新分工，与名义汇率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在中国投资的高额盈利性主要得益于要素价格的扭曲所产生的“经济租”，名义汇率的升降的效果完全可以在内部各种非市场化的要素价格的重新调整下化为乌有，耗费资源的项目依然是可以挣钱。比如最近又再度兴起的电解铝投资，大量出口电解铝，需要先进口氧化铝，加上能源；每一吨电解铝需要搭上１７００度电，而电能源在中国是短缺资源。因为用优惠电价，所以看起来赚了钱，其实国民经济算总账是赔钱的——赔上了我们的资源。

　　因此，中国产业结构扭曲的症结并不在于汇率的低估，也不在于所谓出口导向政策，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如果这一内在机理不消除，即便没有出口导向，也会出现城市化导向或是房地产导向，也一样会出现各种结构扭曲，而当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只不过是政府主导所导致的要素价格扭曲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原因。

　　按一般经济学规律，在短期，人口数字及劳动力总数基本固定，ＧＤＰ的增长反映的主要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加，而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意味着，要么工资上涨而引发通胀（这个调整属于相对价格变化，与过多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所导致的高通胀性质完全不同），要么本币大幅升值。

　　对于中国，当然希望获得前者，而避免后者。

　　就目前人民币汇改而言，无非两种选择。一是人民币一步到位，大幅升值后干脆让它浮动；一是选择人民币一路碎步小跑，即所谓“稳步升值”。如此，汇率走势便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对于选项一可能的是人民币汇率趋势逆转，掉头向下，出现大幅贬值预期或直接开始贬值，那将是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随后是漫长而痛苦的通缩，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在单方面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成本。而对于选项二则可能是人民币持续地维持升值预期或直接继续升值，这将是如同温水煮青蛙般的煎熬。一旦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预期形成并实现，那是十分可怕的事情：所有的企业都急着赶在人民币下一波升值前加速进口；中国在国外的企业、公民和侨民都急于把一些说得清楚和说不清楚的资金汇回国内；一些短期投机资金夹杂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投入地方政府的怀抱；而贸易融资的顺差在提前收款、延后付款中迭创新高（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中国２００５年贸易信贷２００５年增长２５４亿美元，增幅高达３９％）。结果是官方外汇储备激升，并导致本币发行量大增，流动性泛滥，本币利率下降，甚至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

　　但是一旦有了适度的通胀，由于通胀与升值的替代关系，一则人民币升值压力及升值率必将相应减小，二则人民币名义利率跌至零的风险，即落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也会减小。可见，维持一个适当的由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的通胀率，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导致零利率的风险，或者直接减低升值的压力。故此，货币当局不宜对通胀过分谨慎，坚持一个相对中性的货币政策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所必须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中国的禀赋条件对于这种替代的进行构成天然的制约，而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很大程度演变为本币升值的压力，这或许是一种无奈。

　　在一个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经济体中，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而引发的通胀似乎很难发生。生产利润分配给高工资和劳动力受益只有在充分就业的环境中才可能实现。中国的就业竞争压力比国际市场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激烈。在世界经济当中，中国人为了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快地得到工作机会，他们必须廉价地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换句话说，中国人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中的大部分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了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以至于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能够买更多的中国产品，也就是消费更多的中国劳动力，使得中国尽可能多地将大量的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如此，中国要逐步调整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与增加就业始终存在着矛盾。

　　不管怎样，当下正在进行中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为逐步改善这一困局的提供了可能。

　　一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像中国这样的典型转型经济体，由于政府对很多要素资源的控制以及某些行业准入制度所形成的垄断，导致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而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特别是随着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修正，必然会伴随着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所必须的。

　　二是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改善。中国近年来投资消费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大幅提高（在高达４１％的储蓄率中，政府储蓄高达６％，企业储蓄高达１６％），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投资率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

　　应该看到，这种状况的形成在中国有其深层次的体制背景。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由此而导致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下，政府间的政绩竞争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根本不管自己辖地的资源禀赋的状况，都去发展那些产值大、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或者是低水平的加工工业。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故此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恶性循环，难以自拔。当然，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有其他因素，如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由于产权制度和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但显然这些又都是转型经济体政府主导经济模式所产生的典型性现象，一个经济建设型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得不到的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

　　故此，当下改善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只可能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导致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责任编辑：马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