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在确保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通过适度放权、强化经济激励是我们启动经济改革的首选策略，也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经济改革理解成为“激励性改革”。

　　现在看来，我们的改革是十分成功的，它使得中国大陆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都获得了显著的改变，也实实在在地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但一个难以理解的悖论是，为什么人们在普遍过上了好日子以后，怨气比以前更大了？一些社会矛盾还有激化之势？

　　也许你可以找出许许多多的理由和现实依据来论证这个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拉大了、就业难、就医难、住房难等等，但我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更深层的原因。经过多日的思索，我发觉：重新审视社会的作用，剖析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解释。

　　在西方学术界，政府、市场和社会被看作是理解国民经济特性的三把钥匙，也有人形象地将它们称为“魔力三重唱”。多年以来，我们总是惯性地把政府、市场及其关系当作国民经济特性的全部，忽视了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快速地转换到了市场经济体制，人们更是把西方经济理论奉为“圣经”，却忽视了这些理论都有其本土化的现实基础———高度稳定、自主发展的社会。对照起来，中国的社会处于缺位状态，这与20多年来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因为，当政府以家长的身份处理大量事务时，社会就很难在政府的羽翼下获得成长。更为重要的是，当人们认为政府能够为其处理好相关问题时，社会发展的微观动力就丧失了，即使人们后来发现政府的做法有不当之处时，“强”政府也很难一下子“弱”下来。最终的结果是：社会缺位的同时必然是政府越位，而市场也经常处于错位状态。

　　以此为切入点，审视我们的改革历程就不难发现：“强”政府一直是大多数地区典型的发展模式。比如，前几年“城市经营”概念的提出就是最为明显的佐证。试想，当政府领导者把城市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时，政府的定位不就是企业领导者、市场经济的竞争者吗？怎么可能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的“裁判员”呢！

　　当然，撇开任何经济理论的束缚，“强”政府发展模式并非不可取，“强”政府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集中优势资源寻求经济上的突破，而且为改革之初引入市场经济理念及其价值取向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条件。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主体的独立性也逐步加强，客观上就对社会发展提出强烈的需求。因为，当市场经济把人异化为经济动物的同时，独立且自主社会团体可以为他们寻找回来人的本性。这不仅可以让他们拥有强烈的归属感，宣泄在市场中遇到的烦恼、忧愁，还可以让他们更具有社会责任心，弱化“金钱主义”至上的观念。然而，这些在一个政府强烈越位的经济体系中是很难产生的。比如，这几年韩剧热播，韩流席卷中国大地，亿万观众痴迷于韩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浮沉，这背后就隐藏着因社会缺位而焦虑的人们试图在电视剧中寻找归属和认同的心态，韩剧因其宣扬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道德理念而一时成了国人的寄托。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还需要我们创造新的篇章。虽然，到目前为止，体现为社会缺位、市场错位和政府越位的国民经济特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存续着。但笔者认为：在不久的未来，这种局面必将有所改观。从政府层面上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不仅仅是打破社会缺位一个重要信号，还是保证社会复位的制度前提；从经济层面上看，2007年中国的全面入世，意味着我们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同一规则下行动，政府实施有效的行政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政府越位程度的降低将为社会的复位提供了足够空间；从社会层面上看，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人的交流边界，也增强了人们对价值认同、社会归属的需求，这又为社会的复位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基础。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