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开放迈入新的阶段。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百届广交会的开幕式上宣布，从第101届开始，广交会的全称将从“中国进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翌日，温家宝在广东考察时颇含深义地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20多年来，中国一直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国策，而此次温家宝提出“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央提出“毫不动摇坚持改革方向”之后，中国对外政策的一次新诠释和展现。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表示：“广交会更名体现了中国努力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发展思路。也体现出中国在新的形势下，努力实现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思路。”

　　此前，商务部刚刚公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就明确提出，到2010年中国外贸增长方式实现重大转变，进出口实现基本平衡。50多年来，素有“中国第一展”之称的“广交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外贸“晴雨表”和“风向标”，因此“百届更名”倍受关注。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陆续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在吸引外资方面，《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等一系列外资并购新规出台，旨在对外资加强筛选，为外资创造更好的环境，规范外资并购。

　　有专家坦言，中国外贸、外资政策调整的目的不是关闭中国市场，而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为内外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让外资和内资企业一样享受到国民待遇。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要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影响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全面升级。

　　从“风向标”到“平衡器”

　　过去50年来，广交会一直是我国外贸出口的窗口，进口是广交会50年来几乎没有触及的领域。

　　不过，在商务部制定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到2010年，我国进出口调控目标为23000亿美元，进出口实现基本平衡。

　　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百届广交会开幕式上表示：“在保持外贸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有效发挥广交会在扩大进口方面的作用，吸引更多的海外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商品参展；为实现我国进出口基本平衡及加强多双边经济合作做出贡献。”

　　事实上，商务部关于进出口平衡器的思路已经通过“更名”切实落实到下届广交会上。广交会也会经历从“风向标”向“平衡器”的转变。

　　广交会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胡楚生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第101届广交会是一次集出口、进口合一的展会，不但扩展广交会的内涵和功能，更是与国际会展惯例的接轨。”

　　“其实早应该这样了。”一位来自瑞典的采购商施瓦瑞先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广交会是世界知名展会之一，却没有进口平台，这不符合国际展览业的发展规律，更名将进一步丰富广交会的内容，扩大广交会的影响，提高广交会的国际化程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参展商认为：“广交会增加进口功能后，公司不仅可以在展会上找到下家，还可以通过展会找到供应商。”一位来自沃尔玛的采购商说。

　　据广交会组委会人士透露，广交会已与德国科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并启动了与英国、法兰克福展览公司的合作探讨，其中就有互助开拓市场，帮助招商的合作内容。广交会将加强与国际先进展览公司合作，吸收国际先进经验。这将促进广交会招商招展的进一步市场化与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

　　中国国际贸易协会常务理事周世俭认为：“进口主要会集中在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及橡胶、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广交会设进口展，通过比较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设备成本，更会促进中国制造产业的技术升级。”

　　以澳大利亚为例，中澳双边贸易额过去10年中翻了两番，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进口铁矿石、氧化铝和羊毛等产品。

　　澳大利亚驻广州领事馆副总领事陈崇爱听闻“更名”之后高兴地表示：“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正是中国现在所急需的。以往中国主要从澳进口以铁矿砂、氧化铝和羊毛等产品，现在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也将成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另一项关键出口。”

　　事实上，加入WTO以来，中国已大幅度降低关税水平，取消各种非关税措施，为国外的优秀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便利的渠道。2006年9月14日，国家五部委联合发文，通过降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限制部分商品出口等措施对出口进行调控。

　　但也有参展商对于广交会增加进口功能而感到担心，他们普遍认为，现在国外知名企业为降低成本，纷纷在中国投资。如果这样一来，国外企业的产品不但有品牌、有质量，而且价格也不贵，因此会对国内产品产生一定冲击。

　　“第一展” 更名 解外贸经济困局

　　有人说，广交会仿佛是一面“镜子”，既反映出了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诸多利好信息，也折射了“出口至上”战略带来的负面效应。

　　商务部制定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我国进出口调控目标为23000亿美元，进出口实现基本平衡。

　　然而，目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平衡”，并以较高的顺差表现出来。

　　近年来，中国贸易顺差快速增长，200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4421万亿美元，其中出口7620亿美元，进口6601亿美元，贸易顺差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今年1至9月，贸易顺差已累计达到1099亿美元，超过上年全年水平。急增的贸易顺差使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剧，贸易摩擦日益频繁。今年9月来，近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并不追求大额的贸易顺差，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进口。《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提出了“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商务发展新格局”。

　　中山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黄静波认为：“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使中国对外贸易环境趋紧，势必贸易摩擦也会随之增多。”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5年的5年中，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对中国发起和终裁的贸易救济措施分别为379件和297件。目前，世界上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这使得中国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

　　黄静波说：“反倾销的范围与深度正在不断拓展，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已经从欧美发达国家扩展至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就是典型案例。”

　　商务部外贸司司长鲁建华在百届广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理事会最近通过的对中国产皮鞋征收16.5％反倾销税的仲裁决定，可能导致本次广交会上鞋类产品订单数量发生变化。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第99届开始，欧盟国家等一些国家与地区针对中国反倾销已经影响到了广交会的交易行情。在第99届广交会上，欧美国家对华纺织品设限以及欧盟对华鞋业的制裁都对参展商产生冲击，而这些厂商主要集中在鞋类、服装等轻工纺织类企业。

　　一位以欧盟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参展商颇为苦恼地表示：“高达16．5％的反倾销税让我们很难吸引到欧洲的新客户。他们原本下给中国企业的订单正在向其他地区转移。”

　　广东志高空调海外营销部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国出口企业‘国际价格战’引发的困境、反倾销调查案件不断结出的苦果等，都在这几届广交会上释放了出来。”

　　“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给中国宏观经济的平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黄静波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随着外贸顺差的增大，为了保持汇率稳定，中国政府被迫大量增加结汇人民币的投放，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际效果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这些问题都已经给外贸界敲响了警钟。”

　　从目前来看，中国外贸顺差高速增长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年9个月来，我国累计实现顺差1100亿美元，超过了2005年全年的水平。在“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作用下，中国外贸顺差悄然扩大，而外贸顺差的扩大，为中国积累了接近万亿元的外汇，高居世界首位。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广交会进出口双向平台的建立，以及配套的政策的逐步出台能够缓解中国外贸经济的困局。

　　广交会与中国外贸一起变

　　50年来广交会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外贸嬗变历史，也标志了中国贸易从国家垄断资源的特许贸易制度逐步向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转型。

　　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丁力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增加进口功能，将为我国各大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更为便捷的平台。改名之后，针对一系列鼓励进口的政策会出台。”

　　10月13日，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兵用“两个坚持”来概括广交会与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的关系。他说：“广交会创办至今，始终坚持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局，始终坚持服务于外经贸发展战略。”

　　20世纪50年代，由于众多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外汇严重如何缺乏。如何解决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进口多种物资的需要？在中央领导亲自关心下，广交会成立肩负起了中国外贸扩大出口创汇的政治任务。1957年首次举办的“广交会”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而这种唯一性保持了20多年。

　　在当时，广交会上的参展商都是国家特许的垄断外贸公司，而商品主要集中在农贸和轻工业方面。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宁高宁(宁高宁新闻,宁高宁说吧)回忆说：“中国粮油食品集团是最早成立的外贸公司之一，也是最早参加广交会的8个交易团之一。在初期时，粮油食品可以说是成交的主要商品，1974年曾组织了数千平方米、包括各类产品的展区。”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大门，“对外开放”成为国策，中国外贸进入到实际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也以出口大国姿态重返世界市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至上战略在中国受到青睐。出口创汇、用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成为了普遍情况，企业在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支持下，对内抢购出口原材料，对外则实行低价竞销，国家也采取了诸如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促进出口的外贸政策，

　　也正是在这种盲目看重“出口”的惯性思维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多年，除1993年出现逆差外，其余各年中国外贸均为顺差。自1994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拥有11个贸易顺差年。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这种变化从广交会的成交额明显感受到，据了解，广交会年成交额已从1980年的44亿美元发展到2005年的611亿美元，而“广交会”的成交总额能够占中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的1/4强。中山大学校长助理、广东经济学会会长王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目前，中国国内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800美元左右，国内市场购买力日益增强。中国外贸需要从仅仅追求以出口为核心的贸易制度转向了追求进出口均衡的贸易制度。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机会是这种不断增强的市场购买力的客观要求。”

　　事实上，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拉动体现在进口上。2003年，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英国和日本。2005年，中国进口总额达到6601亿美元，相当于1994年美国的进口额度，其中60％来自亚洲，显示中国拉动了亚洲经济的增长。

　　王珺也指出：“我国尽管在出口商品上仍然存在技术含量低、科技附加值低等结构性问题，但毕竟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从国家统筹国内外发展的要求出发，单纯服务于出口的交易会确实已经不合时宜了。”

　　对于广交会新增进口平台功能，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表示：“广交会将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便捷的窗口，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将会给广东企业交流、学习、成长提供再好不过的平台。

　　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正由出口单极向发展国内产品品牌附加值和扩大内需的双极拓展。而广交会更名正折射出中国外贸从“扩大出口创汇”转向“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发展轨迹。

　　适应外贸新形势 出口退税频繁调整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出口形势极端严峻，政府为此提出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的口号，8年过去了，我国的外贸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常时期贸易顺差下，我国的贸易政策开始转向保持“进”与“出”基本平衡。

　　“在以往我国出口竞争力还不够强的形势下，我国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来支持出口，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出口退税就是国家支持扩大出口的重要政策。”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为了实施扩大出口战略，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经历多次调整：为了减轻财政负担，1995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6.63%下调到12.86%，下调3.77个百分点；为了抵消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1999年7月1日，我国将出口退税率从12.56%上调到15.51%，上调了2.95个百分点。中国的出口退税率在2000年的平均值是15％。

　　然而，出口的增加随即导致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不仅发达国家对我国频频发起贸易争端，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也开始趟浑水，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

　　就在这一切风波发生的时候，中国仍然在渐进有序地扩大对外开放：降低进口关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率。

　　2003年，我国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平均出口退税率下调了3个百分点；2005年调整的出口退税率，一方面提高了我国拥有较多知识产权的IT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另一方面降低或取消了“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出口产品退税率。

　　2006年9月14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五部门又联合下发《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继续对“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的产品及纺织业产品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

　　从出口退税率政策变化来看，国家一直在扶持的生物制药、重大机械设备、部分IT产业，以及国家鼓励出口的科技产品，出口退税率由13％提高至17％；部分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出口退税率也由5％或11％提高至13％。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基本上还是数量扩张型，这次外贸出口政策调整，旨在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对促进外贸转变增长方式，降低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减轻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毕吉耀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今后我国的外贸政策调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外贸发展要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二是持续更加平衡的对外贸易政策，更加注重进口对经济的作用。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了“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中，是从未有过的。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强调国内企业出口产品或者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到有关国家的利益。没有互利共赢的原则，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就很难持续贯彻下去。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充分表明了我国注重在扩大合作中化解矛盾的真诚愿望，有利于缓和国际经贸摩擦。” 毕吉耀副所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快速发展，贸易规模已经位居全球第三位。但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出口竞争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贸易利益与贸易规模不相称，产品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弱，市场抗风险能力较低，综合效益和增长质量依然不高。这些都预示着改变贸易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今后我国的外贸要切实改变‘增量不增利’的出口局面，要从‘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转向保持‘进’与‘出’基本平衡，最终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商务部外贸司司长鲁建华表示。

　　“适时调整外贸出口政策调整，体现了我国在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时立场上的原则性和手段上的灵活性。也说明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跨入了新的阶段。”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金伯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外资新规频出 利用外资步入转型期

　　近期，随着徐工并购案、洛阳轴承并并购案以及苏泊尔反垄断案的调查，外资并购依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的接连出台，使得从前对外资的放任自流有了监管的尺码，只要涉及“重点行业、国家经济安全、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这四个方面的并购，均需要商务部的审批。

　　而日前商务部出台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让世人看到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和国际接轨。

　　“目前国际跨国公司之间投资出现很多新形式和新动向。这些新方式，一方面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同时，也给我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提出了很多新课题。” 北京市律师协会国企改制专业委员会主任脱明忠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监管外资并购措施和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并不是对整个“开放”设限，出台新规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对外资的所有优惠政策取消，“这是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

　　外资并购的新游戏规则：开放中有监管

　　沸沸扬扬的徐工并购案终于有了一个折中方案。10月17日晚间，S徐工（徐工科技000425）通过深交所网站发布了其第一大股东改制进展情况公告。据《股权买卖及股本认购协议》之修订协议及《合资合同》之修订协议，凯雷徐工拟以12.17亿元收购徐工机械40.32%股权，增资后将拥有徐工机械50%股权，徐工集团仍持有徐工机械50%的股权；取消“对赌”协议；凯雷只拥有徐工机械董事会一半话语权。 徐工机械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协议的修改，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向文波(向文波博客,向文波新闻,向文波说吧)“功不可没”，近一段时间以来，他用博客，对凯雷收购徐工机械这起外资并购，发起猛烈攻击。外界也纷纷质疑凯雷收购徐工是“斩首式”收购。

　　在一片讨论和质疑声中，6月28日晚，新华社授权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大型重点骨干装备制造企业控股权向外资转让时，应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8月9日，由商务部、国资委、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证监会和外管局六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并于9月8 日开始实施。

　　“凯雷被迫修改这个方案，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政府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我提出的那些观点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响应。如果没有政府的压力，凯雷不会做出修改。我作为一个公民，自己的意见能受到重视，应该是很欣慰的了。”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向文波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声音沉稳而自信。

　　据悉，与凯雷收购徐工事件一并引起轩然大波的还有洛阳轴承——这个为中国的“神六”飞船上天提供关键部位零件的同行业国有企业，又被一家野心勃勃的德国公司瞄准。FAG集团的母公司德国舍弗勒集团与当地国资委达成协议，要整体收购洛阳轴承。

　　另一单近期引起关注的垄断性企业被收购案——苏泊尔被法国SEB集团收购案，也将在本月底见分晓。记者从苏泊尔了解到，商务部已经正式决定，将在10月底11月初针对SEB集团并购苏泊尔一案举行反垄断审查听证会。

　　另据标准普尔的统计，中国目前是亚太地区继日本和澳大利亚之后第三大并购市场。标准普尔预期下列行业会出现重大并购活动：对外投资方面，包括石油和天然气、采矿、高科技、电信和部分制造业行业；对内投资方面，包括银行、水泥、汽车、零售和化工等行业。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未来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会越来越多，监管也是必须的。一方面可以澄清社会上一些诸如‘恶意并购’等似是而非的概念，同时，监管对于那些合规合理的并购又是一种促进。今后我国还是要积极引进外资，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沈丹阳副院长的观点在商务部11日公布《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得到印证。《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要按照建立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商务发展新格局的总体目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坚持对外开放，创新开放方式，建立和谐的对外经济关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

　　外资监管法规与国际接轨

　　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又要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如何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外资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从五个方面对利用外资进行战略上的调整：一是要转变观念，从行政引资、追求外资规模，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资转变；二是调整方向，从过去注重以外资投入拉动经济总量增长，向着重引进技术、管理、人才促进自主产业升级转变；三是优化结构，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优先鼓励外资与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展合资合作；四是完善政策，逐步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五是加强监管，规范引资秩序，建立以国家产业安全为基础的外商投资监测系统。

　　“目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从以前单纯的合资到独资或者控股，因此，对外资进行监督必不可少，这也是国际惯例。中国对外资出台监管法规也是在和国际接轨。这和对外开放一点都不矛盾。” 北京市律师协会国企改制专业委员会主任脱明忠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逐步取消“超国民待遇” 形成内外企业公平竞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 国内曾采取多种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为适应外商在华投资的需要，国家专门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部法规（1991年两部法规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这两部法规的设计中，由于涉及多种因素（比如吸引外资和国际惯例等），给了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很多国际通行的优惠政策，比如，费用扣除、折旧方法以及再投资退税等，从而形成了外资企业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政策雏形。

　　“在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对外资的税收优惠符合了当时我国的经济情况，它起到了推进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增加投资、提升国内技术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对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北京市律师协会国企改制专业委员会主任脱明忠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多年来的政策倾斜，片面的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方面对于国内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极不公平，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我国资源、环境的破坏，区域间的发展和贫富差距也在持续扩大。一时间，理论界对外资“超国民待遇”质疑声不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超国民待遇”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商务部于10月11日发布的《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让人们看到了取消“超国民待遇”的最终期限：“十一五”期间，将逐步形成内外资企业政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

　　这就意味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将会被彻底取消。

　　“我估计真正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不会超过后年。”毕吉耀副所长预言。

　　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沈丹阳认为，取消超国民待遇，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协调稳定更有利，也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

　　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主要的内容之一，综观近年来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用“翻天覆地、根本性的、重大的”等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利用外资，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发展，也没有今天发展的大好局面。没有人能否定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意见》、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以及《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出台，从对外资合规的监管，到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利用外资开始进入转型期，在适应国内外新形势，加快和国际接轨，目前这个转型已经开始。”金伯生主任研究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