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新论■李忠鹏 （一）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个根本点。一些相关机构和人士将农业技术进步作为农民增产增收的根本途径之一。然而，自农业剩余产生以来，农业技术进步对农民和农业发生的总体与基本的效应是：增产不增收（或少增收、减收）。 从“谷贱伤农”的古代，到叶圣陶笔下“多收了三五斗”的民国时期，再到今天，农业的悲惨式增长成了农民挥之不去的阴霾。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九五”期间（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提高了６．４２个百分点，而我国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由１９９６年的１０９９．０４元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０９０．６７元。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２００１年进一步下降到１０７４．４９元，２００２年为１０７６．３９元。技术进步与农业收入的背离，乃是“一连串事件”农业产业禀性则无疑是重要原因。 农产品主要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受生理条件的约束，一个人对农产品的需求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因而农产品价格弹性值的绝对值较小，通常小于１。据张丹、陈启杰的计算，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价格弹性值，在城市市场粮食、蔬菜、食用油、肉类、鲜蛋、水产品分别为－０．１０４、－０．１１１、－０．０６４、－０．１８４、－０．３１１、０．００９，在农村市场粮食、蔬菜、食用油、肉类、鲜蛋、水产品分别为０．１８７、０．１９４、－０．４９７、－０．６７６、－０．７２１、－０．６７３。这意味着，当技术进步使农产品十分丰裕而降价时，农产品需求增加程度低于降价程度，农业总收入相应减少。尤其是在农村市场，粮食、蔬菜降价不仅没有刺激需求，反而使需求减少。农产品市场是近乎完全竞争的市场，农产品丰产的必然结果就是降价。由此，我们还可以作出一个推论：旱、涝、虫等自然灾害固然使社会和直接受灾的农民蒙受损失，但可能有利于农业总收入的提高。 在人的生理条件的制约下，农产品收入弹性值也较小，通常小于１。据张丹、陈启杰的计算，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我国主要农产品收入弹性值，在城市市场粮食、蔬菜、食用油、肉类、鲜蛋、水产品分别为 －０．４６６、０．０６１、０．３８１、０．５９６、０．０５６、０．８５７，在农村市场粮食、蔬菜、食用油、肉类、鲜蛋、水产品分别为－０．１４４、－０．１０８、０．１４４、０．５４５、０．４７７、０．４９６。这意味着，食物支出的增长速度低于收入的增长速度。特别是，粮食支出不仅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反而有所下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１９７８年的５７．５％下降为２００４年的３７．７％，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１９７８年的６７．７％下降为２００４年的４７．２％。 当然，还有一些农产品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其他产业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然而，当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新经济，而新经济是脱离了初级产品增长而增长的经济。这也导致了农产品需求的相对疲软。 企图通过农业技术进步使农民整体上由增产而增收，颇与缘木求鱼相若。要使农民整体上增收，必须一方面利用农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资本、劳动、土地生产率，另一方面达成农业不增产（或少增产）。要实现农业技术进步条件下的不增产（或少增产），有两个关键：一是随着技术进步将部分农业生产要素转移至非农产业；二是建立奖励休耕等制度。可以说，农业增产不增收是城市化的驱动力，也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驱动力。我国现存的对农民选择权的种种束缚，如土地用途转换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行政性壁垒等，一方面强化农业增产不增收，另一方面则阻碍城市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 毋庸置疑的是，农业技术进步可在局部实现既增产又增收。比如，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不敷自给，他采用了先进的种植技术，产量提高了，其收入（实物及货币）自然随之提高。又如，一个农民采用先进技术，大幅度改善了价值公式，产品价值卓越、超拔，其增产意味着增收。 （二） 需求弹性低是农业的宿命，但技术进步可模糊农业的产业边界，使农业与其他产业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业态。新业态可能面临着较高的需求弹性，有助于农民从增产不增收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解放出来。产业演变大致呈“杠铃”型，一方面是产业分立，另一方面是产业融合。近年来，由于技术的进步、政府规制的放松和市场需求的拉动，创新者突破产业固有边界、使产业融合的机会大大增加。例如，数字技术革命不仅为与信息有关的一切产业提供了统一的技术平台，成为一切信息传播的技术基础，而且也把信息产业从模拟时代带入了崭新的数字时代，为信息产业和信息网络概念的扩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媒体产业、电信产业和计算机产业因此不再楚河汉界式地分立，而是汇合为一，广播电视网络、电信网络和计算机网络因此而互相渗透甚至互相替代。农业产业边界模糊化的典型则是观光农业的勃兴。观光农业不仅具有农业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特点，而且整合农业资源和农村景观环境，为旅游者提供观光、休闲服务而兼具第一、二、三产业的功能。近年来，我国一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附近的观光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这说明，城市化水平越高，收入水平越高，人们越趋向于清新、静谧、大自然化的旅游点。观光农业所具有的田园风光、自然天籁、乡风民俗及开放广阔的空间，正是城市居民排遣工作带来的枯燥乏味、洗涤都市烦恼、调和心绪、恢复疲劳的上佳选择。农业产业边界模糊化具有多种可能。只有创新者才能首先辨识某种可能，并将其转化为现实。 （三） 由于技术拜物教的影响，人们一般认为包括农业在内的一切领域技术进步越快越好。对此，林毅夫、潘士远予以否定。他们在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内，构建一个模型来研究通过选择专利保护强度来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政府所应选择的最优技术进步率的问题。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率的提高会增加社会福利水平。但显然的是，政府需要通过加强专利制度的保护来提高技术进步率。因为专利制度赋予创新者的市场垄断力量，扭曲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所以加强专利制度的保护会导致社会福利的降低。因此，高技术进步率并不会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他们还指出：新技术的发明成本越高，一个国家越应保持相对较低的技术进步率。同时，当人口规模较大时，一国应适当地加强专利保护，提高技术进步率。 这里的问题是，农民作为微观经济主体是否技术进步越快越好？根据法国学者Ｗ·Ｃｈａｎ Ｋｉｍ等人的价值创新理论，答案也应该是否定的。当一个农民成功地建立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同业的价值曲线，并且为市场认同而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时，这个农民不应急于追求或推出技术创新。这时，这个农民应把经营重心放在扩大地理市场范围及提高作业效能上面，从而扩大规模经济与市场覆盖面。如此做将增加竞争者模仿的困难度，同时可充分开发现有技术创新的潜力。 （四） 技术进步有两个作用：一是创新产品或服务；二是降低成本或提高产量。确立技术进步偏向，一般以后者为出发点。提高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的技术进步是劳动节约偏向的技术进步，降低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的技术进步是资本节约偏向的技术进步，使资本边际生产力和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保持不变的技术进步则是中性的技术进步。 关于技术进步偏向的选择，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假说：一是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引导说。该假说认为，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变动是对发明、特别是某种旨在节约使用某种费用已经相当昂贵的要素的发明的一种激励；二是生产要素相对份额引导说。该假说认为，某一具体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则其节约偏向也就越大。一种生产要素之所以相对价格高，是因为其相对短缺。一种生产要素之所以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大，也是因为其相对短缺。可见，两种假说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实质上都是把相对短缺的生产要素的节约作为技术进步偏向的选择。 我国农村“人口压迫生产力”的问题十分突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存在着严重的显性和隐性失业，资本却极为匮乏。因此，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应是资本节约偏向的技术进步。 我国农业基本的产业组织形态是家庭经营。在家庭经营这种自我雇佣的制度中，农民追求的是净产值的极大化。净产值的极大化意味着资本节约的极大化，或者说资本耗费的极小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资本主体型企业。资本主体型企业追求的是利润的极大化，它们极力降低包括资本耗费和劳动耗费在内的总成本，不具有鲜明的资本节约偏向。由此可以说，家庭经营制度是农业技术进步资本节约偏向的根本保证，适合我国国情。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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