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石

　　企业公民最基本的良知来源于对人的尊重。

　　万科经营开始比较好是最近这三年时间，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变非常困难，为什么在一路坎坷、工资不高、没有额外福利的情况下还能聚集一批年轻人呢？我觉得是因为对人的尊重，万科给他们公平选择的机会，也给他们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

　　万科从对员工的尊重，逐渐做到对消费者的尊重、对合作伙伴的尊重、对社会的尊重。在过去，万科什么都做，不是产品导向，而是盈利导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转成房地产开发后，又是以产品为导向而非以客户为导向。这些都是对自己尊重，但对别人不尊重的行为。直到两年前学习美国房地产企业帕尔迪，以客户为导向建筑房屋，花费更多的力气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才使我延伸出对客户的尊重。现在这已成为万科经营理念中非常重要的一条。

　　在房地产行业中，万科把自己定位为行业的领跑者。由于走了很多弯路，所以万科从不忌讳教训，并希望同行从万科身上吸取教训，少走弯路。比如万科现在为什么超过20%利润不做，不是万科没有做过，万科200%、600%的都做过，但是发现最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因为企业习惯了做百分之几百利润回报的事情，换成5%利润回报的就不会做了；而且当市场正常的时候，原来赚的就赔回去了，有时候甚至赔得更多。现在很多房地产商说是王石的学生，这真是当时我苦口婆心告诫他们的结果，当然也不能说万科判断得全部对，但至少有些经验教训是可以借鉴的。比如我现在提倡住宅产业化，希望借助产业化提高效率降低能耗。同行中很多人对此还持否定态度，但是我相信，只要万科做好了，大家也会跟着转变的。只要有同行愿意参与住宅产业化，我们就会开放我们的经验。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检讨改善与合作伙伴的关系。现在都是供应过剩，所以有压价、要求比较苛刻，最典型的就是零售商对供货商非常苛刻。我认为进步应该共同进步，共同繁荣，这个在同行当中也应该起一个好的示范效应。这就是对人尊重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对合作伙伴的尊重。

　　与企业公民的暗合

　　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我到北京首次领取“企业公民”奖项时，发表了一句感言，我说对我来讲“企业公民”这个词很陌生，但是万科却站到了最佳企业公民的领奖台上。后来，通过上网查资料、请教企业专家才知道企业公民是什么，广义而言就是承担企业对于社会的责任。的确，万科本身的企业文化、公司治理和道德价值观与企业公民的要求不谋而合。在万科对“企业公民”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企业公民该做的事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万科开始在城市开发当中对环境进行保护。比如沈阳项目，在建成后，万科就把厂区里的300多棵树完整地保留下来，但是本想作为文脉精神保留的运煤机却在建设过程中被运走了。此后，万科开始认识到，在开发时不仅仅要对原来自然环境进行保护，也要有对人文景观、人文情脉的保护。而在开发天津水晶城时，万科把原址玻璃厂的600多棵老古树保留了下来，也把原来的铁路运输线、车间保留了一部分。这个项目，体现了万科对土地文脉和历史记忆的尊重，对原生树木的保护，也体现了万科对原生环境的尊重。

　　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万科和企业公民要求的暗合而已。万科和我自身20多年狂飙猛进，对周围社会却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态度：不行贿，不拉关系，自己做自己的事，内心抱定的是一种独善其身的姿态，一种出世心态下的入世。被评为最佳企业公民后，万科便开始有了一个自省、自查甚至提高的新变化。而且我们发现，以万科所处的社会地位仅仅洁身自好已经不够了，如果以前是出世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主动入世，以和原来不同的姿态，表现自己作为企业公民鲜明的为社会负责的态度。

　　改变的契机

　　2005年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从暗合转向主动的契机。

　　那是去北极之前，潘文石教授（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一直致力于拯救濒临灭绝动物的工作）来北京机场为我送行，临行前他交给我一面旗帜和一封信。旗帜就是广西旗帜，他希望我把它带到极点去。信的大意是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我们这种探险行为本身就是对大自然的尊重；探险的本身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社会提倡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到达。

　　信中的话语让我两耳发热，因为我没有这个精神。当然，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破坏环境，但是我从来没有把这种行为本身当作社会正面希望的指向，所以羞愧难当。但潘文石教授不同，他正是因为这种精神才常年安身野外，放弃了一切。他这种吃苦精神和我仅仅为了张扬个性完全是两回事。

　　但我更明白老教授信中的言外之意，就是，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于是，我决定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而要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所以“7+2”最后一站口号都变了，改为“极点有限，公益无限”。也就是说，当我为自己又一次的登山探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对公益活动全情投入。

　　我的“7+2”探险活动以南极作为终点，这一次的探险和另外8次不同，因为它有着一个意义非凡的主题——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我和赞助商洽谈时就表示，费用不仅仅包括去南极的费用，还有20%是公益费用。比如瑞士商家捐出了六块表，经拍卖后总额将近30万的资金全部用于白头叶猴保护活动。这样公益性的主题在我历次的登山探险活动中并不多，我在成功完成募捐后，感觉和队友们一起探险成功的胜利感又多了一层含义。这层含义已经不仅仅在自己个人成功的范围内，它是一种属于社会的共同喜悦；这是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双重实现，又是两者的成功叠加。

　　事实上，以前我并不常做公益活动。但在过去5年里，我个人收入的1/3都用于公益活动。比如说，大家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拍广告。我绝对不是免费做，按行就市，但收入百分百用于做公益活动。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七位数的收入全部做公益用途了。但在参与的过程里，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把它视为善事。随着这些公益性活动越来越密集，到2005年南极探险结束后，我静下心来回想近年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联想万科采取的的一些举措，我突然吃惊地发现：其实自己的个人姿态和万科的企业姿态正在一起发生着变化。

　　从走向契合中感受崇高

　　去年在建设部支持下，我们在全国征集中低收入人群最佳居住方案，其目的是表明万科的态度：我们已经开始关注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万科产品向来是中高档、高档，2000年后变成中档，而低档产品一直没有纳入万科的计划。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相当部分房地产商专门发展低档产品，在不用销售，也不用创新的情况下显示不出万科的竞争力。第二，我们担心影响品牌。万科是中档、中高档、高档的品牌，假如介入低档产品，会影响目标消费群体也就是白领对万科的看法。

　　但是如果从企业公民的要求来讲，一切就不同了。万科也在检讨这个问题，不能仅仅考虑直接利益相关者，如股东、管理层、职员、消费者；还要考虑间接相关者，首当其冲就是社会安定问题。现在贫富悬殊大，普通老百姓买不起房子，房地产开发商怎能说和自己没有关系？万科应该从社会责任出发扮演自己的角色，因此我们明确表明万科开始关心中低收入人群及其住宅产品的积极态度。

　　2006年，整个舆论把房地产商骂得一塌糊涂，唯有不骂万科、不骂王石。我颇受震动，我们只是表明态度，社会就明确地给予我们一种善意的回应。我们的项目投入并不大。在深圳立一个广告牌一年得300万，但我们整个项目一共才100多万，有50万是方案评选出来的奖金，还有50万是10个月的开支。实际这个项目才花了三四十万，在社会上便已好评如潮。当然，作为企业公民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是不行的，我们也在开始考虑如何借助自己的资源给政府提供参考启发，并真正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

　　有一位企业家朋友曾经对我说：“我每年都积极地交税，为员工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福利，因为我的事业，我造就了许多千万富翁，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在传统东方社会的观点里，修身齐家比治国平天下来得更安全和实在。在今天，一个房地产商能够提供有品质保证、有安全保证、价格公道的房子给大众，已经是功德无量了。我对万科的理想，曾经也只是盖好房子而已。但在房源紧张、房价急速飙升、多数人缺乏购房能力的现在，作为行业领跑者的万科必须正视企业品牌定位与大众需求的矛盾，谋求更好的解决途径。关于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是在政府考虑范围内没有错，但作为房地产商也必须意识到自己同样肩负这份责任。虽然我们不可能专门开发一个产品来解决人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尽己所能帮助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关心弱势群体。

　　去年我和几位万科顶级建筑师在福建山沟里转了一个礼拜，那里有目前保存完整的传统客家住宅——围屋。深圳大都是移民，客家人则是广东最早的移民，他们的住宅都有移民人群的特征。考察后我的头脑里已经有了未来深圳廉租房的大致景象：借鉴客家围屋圆形的特征，可根据城市地块紧张的特点，改造成半圆形状、1/4圆形状；围屋厚实的土墙，在现代建筑中可以用双层墙壁来实现，既美观又可加速空气流通；而底层则可以建成开放式的下沉广场，变成聚会场所。而且这种建筑材料并不贵，既解决居住问题，又有比较好的活动空间。

　　基于此，万科开始在2006年着力于三件体现“企业公民责任”的工作——推广廉租房建设、设立专门用于居民旧村落保护的基金和推进节能环保运动，而廉租房是重中之重。2006年5月，万科第一个廉租房项目在深圳开工，下半年将启动第二个，以此为样板，更多的项目将在北京、天津、厦门等地开始动工。万科目前正在深圳开发的项目“第五园”以及“万科城”，将成为万科推广廉租房的“试验田”；并且，未来3年，万科计划每年提取人民币1000万元作为“企业公民”专项建设费用，用于中低收入者居住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和实践、和谐社区的倡导和建设、环境保护和其它公益活动等“企业公民”行为。

　　真正受益者是谁呢？人们会说，受益的是万科的业主，消费者。但增加了谁的美誉度？增加了谁的物业的价值？万科自身首先是一个受益者。虽然我们从来没有预料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调查后却发现自己首先是受益者。

　　做善事的首先是得益者，做恶事的首先也是受害者。

　　2005年我加入了“阿拉善治沙协会”。不少专家认为，每年春天横扫北京的沙尘暴，发源地之一就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因此经北京首创董事长刘晓光发起，80多位企业家加入了该协会。参加其成立大会的80多名企业家，由三部分人员构成：大陆本土派，即我、刘晓光等在国内创业的企业家；大陆海归派，即张朝阳这样有海外求学背景的青年企业家；海峡派，就是投资内地的台湾少壮派企业精英。我们当天就协会章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意识到中国NGO组织相当不成熟。我们不仅仅是捐款，还得立项、操作。即首先是如何使捐款用得得当；其次是如何把捐款用得有效率。当时，我真是觉得花钱比挣钱还难，也才真正明白，做公益活动不仅仅需要你拿出公益心、拿出钱，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协商到各个方面的协调，再到使用筹集资金，其实很繁琐，但也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高。

　　我1983年到深圳，但直到2005年，我才真正感觉自己不仅仅成功，而且很高尚。

　　做自觉的企业公民

　　按照企业传统的思维方式，即赚钱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都很成功。但当我们面对另一种既有的却常常被忽视的原则时，便会发现，原来自己仅仅停留在此岸，而非彼岸。

　　我认为，企业家走向成功的三个阶段，第一是创业，第二是管理成熟，第三是承担广义的社会责任。现在应该是所有企业都迈向第三阶段，做企业公民的时候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企业公民行为？第一，政府法规的制约。比如说由于环保，黏土不能用了，必须要用一些新的方法。第二，社会期盼以及压力。第三，企业的道德良心以及自身觉察。第四，成本的压力。能源和材料价格上升，企业不得不采用更加节能的生产方式，使用可循环利用的材料。第五，原材料的稀缺性迫使企业走向节约化和精细化生产。第六，创新的竞争，低能耗的科技创新会更加吸引客户。第七，企业本身的公关、营销及形象策略。第八，企业公民本身即是一个商机。

　　作为一个改革者、一个企业家，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困难当然有，但只有在别人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所做的才有价值。正因为这样，越困难，才觉得越具有开拓性和挑战性。

　　万科做公益活动是不求回报的。当然，商业行为中的公益成分是有一定比例的，比如做12个广告牌，其中的8个用于公益活动。又比如万科成立了一个基金，因为盖房子终究是有限的，我们希望关心中低收入人群不仅仅是房子，还有社会问题比如打工仔的子女教育问题，所以我们想在这方面投入资金和有关研究人士研究诸如建立学校等公益事业。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讲过一句话：“我们的企业家应该明白，有财富没有责任，有资本没有道德，有地位没有良知，都是残缺不全的社会力量。只有财富和社会责任的结合，才能把一个赚钱机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阶层，才能够赢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

　　万科希望做这样的企业，而我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企业家。

　　目前，企业公民对于万科依然是非常新的课题，万科从资源上要重新组织，甚至从外面调用。从基层组织班子进行研究、调查、投入、评估等工作。

　　但如今，万科已经清晰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自觉自愿地戴上了几年前被媒体加冕的一顶礼帽——企业公民。这顶帽子不再只是一个在加冕仪式中的道具，而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深入我个人和万科骨髓的惯性之举。

　　因此2006年，万科的口号是：“变革先锋，企业公民”。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