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

　　由于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滞后，行政性管制和国企垄断过多，妨碍了价格机制的作用，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

　　“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节能降耗20%的目标,然而，实际情况却难以令人乐观。为此，国家发改委日前向国务院递交了《“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指标计划》(下称《计划》)，并得到国务院的批复。这一《计划》要求各省市必须将GDP能耗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并具有法律效力约束。

　　增长速度与质量不成比例

　　从6月3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公报》，到8月23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再到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将能耗增加与污染损失放在一起讨论，再到日前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计划》，在短短时间内接连出台关于降低能耗方面的文件，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确实面临急迫的转型。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很快，这固然让人欣慰，但这种增长是依靠巨大的资源消耗支撑的，是用严重的环境代价换来的。因此，就经济增长的质量而论，的确没有多少可以夸耀的地方。这既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有关。对此，人们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实施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正是立足于这种认识提出的口号和确立的目标。不过，尽管人们把这些口号叫得很响，很多地方甚至提出了建设生态城市和生态特区的发展目标，但是，现实总在与人们开玩笑。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国家的发展目标是重要的，它关系到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成败。但是，如果国家目标只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那么，它在实践中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像过去那样，国家目标与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甚至与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相悖，那么，最终实现的可能是某些个人和企业的目标，而非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只有使国家目标与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内在地一致起来，使得个人和企业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同时就是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才能把实现国家目标变成个人和企业的实际行动。因此，关键不仅在于提出和确立正确有效的国家发展目标，更重要的是要构建一整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个人和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实现国家目标达到协调和一致。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有了明确的目标口号，但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现有的某些激励约束机制甚至是向相反的方向着力。

　　价格机制的扭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经济机制。只有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才能使个人和企业行为走向合理的方向。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有必要尽快消除价格机制的扭曲，尽量发挥其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能耗高而趋升、污染大而治理不力，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价格机制扭曲，调整的力度不足。我们的能源、资源价格偏低是能耗增加的重要原因，我们的水污染严重，也与水价过低和水污染收费过低密切相关。根据世界银行对世界2500家企业的实证研究，在节能降耗方面，研究开发的贡献只占17%，而价格调整的效果则达到55%。近几年来，也正因为油价高涨，才促进了新能源的研究和开发。足见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和效力。

　　能够扭曲价格机制的只有两种力量：一是行政干预，二是市场垄断。在我们的现实中，真正的市场垄断不多，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由于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滞后，行政性管制和国企垄断过多，妨碍了价格机制的作用，造成了能源和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什么中西部一些地区大力发展高能耗工业，形成以煤炭、电解铝、铁合金等为主体的重化工业结构，为什么电解铝、铁合金等部门一再出现投资过多和增长过快，其原因就在这里。据说，去年广东发生油荒，油品供应紧张，就是由于油价扭曲，国际油价上涨，两大国有石油公司只顾出口，不顾内需所致，同时也导致了外国轮船、飞机来中国加油的“怪事”。今年上半年国际油价上涨，发改委以国际接轨为由涨价，近期油价已经下跌了20%，国内成品油价格不降，原因是国内油价仍然低于国际油价，有关部门之所以遭遇质疑，处境尴尬，就在于控制油价。要知道，价格机制不合理所造成的市场主体行为扭曲和经济运行失衡，是政府的其他政策措施无法应对和解决的。

　　改革经济运行机制

　　调整利益关系

　　本来，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营商条件，监督和校正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行政不时干扰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现象，政府企业化倾向明显。于是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为了地区经济发展和GDP增长，一些地方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地与企业合谋，被企业俘获，对于企业的不正当行为、甚至违法经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甚至支持、纵容和包庇。比如，支持无污染处理装置的企业投资建设，让能耗大、污染严重而排放未达标的企业开工生产，听任企业污染物的随意排放，甚至对环境执法明顶暗抗，阻碍、以致破坏了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和运作。

　　二是由于行政权力过大，有时缺乏有效监督和制衡，一些地方政府的企业化趋向和官员的政绩冲动以及有关部门间的权力和利益争夺，不仅以生态环境为代价，而且置人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造成了诸如甘肃徽县血铅超标和湖南岳阳县饮用水源砷超标等一系列恶性环境事件；不仅不能在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上达成合作，反而常常以邻为壑，如鄱阳湖、太湖以及淮河污染等，把环境生态经济的负外部效应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鉴于此，制定和发布能耗指标和污染指标，进行能耗和污染监测是必要的，开展绿色GDP核算也很有意义。不过，其意义是有限的，并不能触及和解决我们这里讨论的能耗大和污染严重的关键和实质。而真正解决能耗大和污染严重的问题，要从改革经济运行机制，调整利益关系着手。重点是消除价格机制的扭曲，校正政府行为。不抓住问题的重点和关键，则虽有好心，却于事无补。

　　(作者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