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专稿作者　克里什纳·古哈(Krishna Guha) 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 安德鲁·沃德(Andrew Ward)

　　杰克·德雷克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了解，最近几年美国经济的表现有多么强劲。他在亚特兰大一家传媒公司上班，工作内容包括记录上市公司的会议电话，将金融信息传递给分析师和投资者。

　　他说：“几乎每天，我都能听到首席执行官们解释各自公司运作得多么好。”

　　但德雷克抱怨称，他帮助记录的持续飙升的公司利润和强劲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反映在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上。他4.7万美元的年薪，5年来几乎一动不动。“医疗费涨了。能源费涨了。但我的收入却停滞不前。”

　　德雷克是数百万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中产阶级一员，他们看着自己的收入停滞不前，并将其归咎于科技和全球化。

　　德雷克在国会选举时投票给了民主党。但他不相信两个党派中的任何一个能保护普通美国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我希望共和党下台，但我也看不到民主党会想出什么好办法。”

　　像德雷克这样人的经历有助于解释，共和党为什么没有得到政治赞誉。当共和党在伊拉克问题上四面楚歌之时，如果连经济增长方面也不能赢得赞誉，那么代价也许是很高昂的。

　　共和党问题的症结是：自2000年以来，生产率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和普通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薪资中值停滞。

　　薪资中值停滞不太可能是共和党未因强劲经济增长而得到赞誉的惟一原因，对伊拉克问题的担心，几乎在影响着每个投票人对一系列不相关问题的看法。但公平而言，自从布什上台以来，如果普通员工的薪资水平能够更好地跟上整体经济增长的步伐，共和党人将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

　　在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首次演讲中，汉克·保尔森承认，薪资中值停滞确实是个问题，他表示“在美国经济大举扩张之际，许多美国人却完全没有感受到这些好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也表达了对薪资和收入趋势的担忧。他在7月份对参议员表示：“不平等是美国经济的潜在担忧，这导致收入和财富向两极分化，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趋势。”

　　然而，尽管基本事实不可否认，但人们在激烈辩论的是，最近出现的薪资中值停滞期，是否存在不寻常之处，再者，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究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实行的不同政策，还是政客们无法改变的经济趋势和周期？

　　要弄清普通员工实际薪资为何没有跟上生产率，我们有必要将二者间的差距，细分成若干构成因素。

　　解释生产率和薪资中值之间差距的一个理由是，总薪酬——包括非现金福利的增速快于薪资，部分原因是医疗保险保费的快速增长。“仅关注现金工资是不全面的”，哈佛大学教授、布什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格雷格·曼基表示，“另一方面，毫无疑问，高收入和中值收入人群之间的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无论怎么计算总薪酬也不会改变这种现状。”

　　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一个良好且及时的标准，来衡量包括所有非现金福利的总薪酬中值。按平均值计算，自从2001年以来，每小时薪酬一直在稳步增长，但仍远远落后于生产率。

　　另外一个解释是，消费品价格的涨幅高于整体国产产品的价格，因此产出生产率的给定增长可买到的额外消费品数量减少。

　　供职于经济政策协会的拉里·米舍尔估计，在生产率和实际薪资中值自2000年以来的总差距中，上述两个因素所占比例不到一半。另外一半反映出，工薪阶层日益加深的不平等状况，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导致穷人越来越落后于中产阶层，而富人则继续向前。如今，穷人已赶上中产阶层，而富人仍继续前行。

　　曼基表示：“2000年后，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上世纪70年代某段时间，不平等程度曾有所加深。”90年代末才是一个“特别时期”——不同收入等级劳动者的实际薪资都有增长，但那只是因为美国经济当时“经历一段泡沫时期”。这“不可能持续下去”。

　　未来几年，整个劳动力群体有可能从公司利润收入中获取更高比例。不过也有可能做不到，因为在工业化国家，全球化可能已永久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议价能力。

　　然而，即便平均薪资开始赶上生产率增幅，薪资中值充其量也只能缓慢增长，反映出普通美国人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另一位前任主席格伦·哈伯德表示，多数解释都围绕着“人们熟悉的罪魁祸首——全球化和科技”。

　　他辩称，全球竞争加剧已侵蚀了经济“租金”，即美国制造业工人赚取的超额回报。同时，全球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令“超级巨星”——不管是在企业界、金融业、运动、法律还是娱乐业将其才华运用到一个更大的基础上，扩大了其技能的经济回报。

　　然而，最有力的力量可能是科技，而非全球化，尽管两者会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曾供职于克林顿政府的哈佛教授拉里·卡茨表示，信息技术(IT)实质上是“收入最高员工的工具，是中产阶层员工的替代品”，与那些收入最底层人群的关系最小。

　　哈伯德表示：“问题是：如何补救？”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哈伯德认为，政府应为员工个人再培训投资。

　　然而，教育可能仅是答案的一半，因为教育的财务回报的大幅增长仅适用于最高学历，即MBA、法律或医学学位，而不容易传播至整个人群。许多亲民主党派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对高收入人群增加税收，将经济增长的好处进行更为广泛的再分配。

　　保守经济学家难以找到普及经济增长好处的有效方法，这为保护主义民粹论敞开了大门。本月，薪资中值停滞成为共和党面临的问题。然而，长期来看，它可能会成为民主党面临的更大政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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