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穿越时空来认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近日，随着严介和等陷入“问题富豪”的舆论漩涡，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回顾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转轨不息、“原罪”不止，伴之而生的在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争论也是不绝于耳。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根据林毅夫(林毅夫新闻,林毅夫说吧)教授的分析，由于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造成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又引发获利机会，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该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从而完成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这个过程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它的动力学机制取决于个别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费用，并且在正式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还伴有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

　　具体到中国的改革，由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政府便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而这种政策的变动则相当于扩大了制度选择集合，由此导致制度非均衡下的获利机会，改革便在距离权力中心较远、创新风险较低的农村地区率先发起。

　　改革初期，个别创新者由于突破了当时的政策界限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但由于制度变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存在使他们的创新报酬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因此这种突破政策底线的“原罪”其实并不是“罪”，即使是“罪”也应该得到至少是道德上的救赎。

　　随着改革的推进，获得机会已从一般商品市场转移到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比如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以及“资本型富豪”的崛起就是例证），但“好的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和公平竞争环境并没有跟着形成，特别是在要素价格体系远未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加之行政特权、垄断国企和“超国民待遇”外资的三重挤压，民营企业们不得不在要素市场以及资本市场上“带着镣铐跳舞”。于是官商勾结、非法占地、非法集资、贷款和合同诈骗以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屡见不鲜。

　　对于这种既违反市场法治又有损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罪”或经济犯罪行为在法律追诉期内严加惩罚是无可非议的，这既是塑造市场法治的需要，也是反腐败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几乎所有富豪落马的背后都有一连串官员的影子。

　　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中的巨大外部性我们不能忽视。毕竟，由此促生了民营经济从“必要补充”到“重要组成部分”、私有产权保护写入宪法以及起草《物权法》草案等制度演进。而且目前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推算，到2005年，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达65%，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已达75%，民营经济成了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力军。

　　我们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不能混同视之。在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大视野下，突破当时政策局限的“原罪”其实是有“原功”的，而那些不论民企、国企还是外企的集体性“原罪”实为体制“原罪”的映射，无论是赎买还是大赦都要谨慎行事，否则就会“原罪”不息“本罪”也不止。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