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女童刘思辰的母亲郭平，是从黑龙江到阜阳讨说法的１８人中的一个。18人中，只有２人是城区居民，其他全是地道农民。郭平说，成为“欣弗”受害者后，他们曾“整天找黑龙江药监局、信访办，连续找了几个月”，没有结果

　　“他们在厂门前摆花圈、烧冥纸。”公司保卫部的人说

　　一抬头，他们就看到了前老总裘祖贻。一条绳子从客厅最中央的天花板上穿过，结成绳圈垂下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徐 楠

　　裘祖贻的尸体，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被发现。

　　这并不奇怪，原本忙碌得电话不断的前总经理裘祖贻，从两周前开始，就罕有人再找他办事。

　　１０月１６日，因为对“欣弗”事件负有领导责任，他被公司撤职。但已无任何职务的他仍没法离开，华源公司要求他协助新上任的老总“处理善后事宜”。从那时起，他在安徽华源公司，就成了一个尴尬角色。

　　员工们回忆说，从那天开始，一向忙忙碌碌的裘祖贻，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平时，“他见了人都会打声招呼，但那段时间，就只见到他闷声不响、低头走路，喊喊他，总觉着有点神情恍惚。”

　　国家药监局认定，劣质“欣弗”造成的伤害者约为１００例左右，自此不断有“欣弗”的受害者找上门来讨要说法。

　　死亡女童刘思辰的母亲郭平，是１１月１日从黑龙江到阜阳讨说法的１８人中的一个。１８人中，只有２人是城区居民，其他全是地道农民。

　　郭平说，成为“欣弗”受害者后，他们曾“整天找黑龙江药监局、信访办，连续找了几个月”，没有结果。

　　１０月１２日，１８人从黑龙江出发，决定另辟蹊径。

　　第一站是北京。在北京逗留数日后，１０月１７日到１９日三天，他们见到厂家委托的中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红旗，还有厂家派来的四位谈判代表。

　　受害者们要求按照购买药品时的价格进行赔付，最低在六七万，最高六七十万元。药厂觉得患者开价过高，不辞而别。留话“让走司法程序”。

　　裘祖贻出事前，在华源登记在案的人数就已超过４００例。不断增加的受害者名单，让裘祖贻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阴郁。

　　有员工证实，被撤职后不久，裘的身体就迅速恶化。曾有公司副总劝他回上海去休养，被他断然拒绝。一名职工转述他的话，“工人的钱借给厂里了，我走了，怎么对得起这些人……”

　　员工们回忆说，１０月３１日早上，裘祖贻还到厂里转了转。下午起，就再也没见过他。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公司“闹事”，才有人想到了他们的“裘总”。

　　１０月２１日，从黑龙江来阜阳讨说法的１８人决定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抵达上海。在华源集团总部，他们得到了答复，“两三天之内协商黑龙江政府，把绿色通道开开。他们还答应会协助卫生部、ＦＤＡ对患者进行鉴定。”

　　被安抚了情绪的受害者，１０月２４日重新回到了北京。“走访了国务院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让上国资委，国资委让上华源公司。”

　　１０月３１日，他们坐上了北京至阜阳的通宵火车。

　　１１月１日凌晨６点多的阜阳，仍是瑟瑟寒风，１８名受害者一下火车，就守在了厂门口。

　　“他们在厂门前摆花圈、烧冥纸。”公司保卫部的人说，这样的受害者，他们几乎每周都会碰上几个。裘祖贻要求他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几次，裘祖贻想亲自出面去见受害者，但被员工们拦住了，“怕被打”。

　　但受害者们说的却是另一件事，“不到一个小时，二楼就扯出管子往下浇。下午两点左右，出来了一些人驱散围观的人。”

　　公司的人拨打了１１０，警察赶到了现场。这时有人想起了负责“善后”的前老总裘祖贻。他们发现，裘祖贻已整整一天没来上班了。

　　公司干部纷纷拿出手机不断拨打他的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找人的电话一直打到裘祖贻的上海家中，但还是没有消息。

　　华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栋、刘新民，保安部经理杨中山，一路急走，赶到了裘祖贻租住的地方——阜阳市颍上南路粮运小区临街楼的２０２室。

　　经理们不停敲门喊他们的领导，大门仍然一直紧闭。１０点多，房东郑克刚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一抬头，他们就看到了前老总裘祖贻。一条绳子从客厅最中央的天花板上穿过，结成绳圈垂下，地板上突兀地摆放着一张小木椅。５６岁的裘祖贻双脚空悬。

　　客厅的桌上，放着裘祖贻分别写给同事、妻子、儿子及小孙女的４封遗书。在给同事的遗书中，裘祖贻提及了自己的巨大压力，“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８４００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请同事们帮我安排，我随欣弗而去。”

　　１１月３日阜阳市公安局出具的报告记载了发现裘祖贻自杀的全部过程。警方的结论说，裘祖贻应系自缢死亡。报告说，裘祖贻的妻子范越菲和儿子对自杀不持异议。

　　出于对裘祖贻的爱戴和信任，员工们在公司扩大生产时，还应要求交了大量的集资款。从裘祖贻的遗书分析，这些钱的归还问题，部分导致裘祖贻走上绝路。

　　公司柠檬酸车间工人小章证实，２００４年，厂里为扩大生产向职工集资，他和家人一共交了１４万元。２００５年，公司为增加一个塑瓶三车间，再次向职工集资。同时提出“买工”的集资方式：“只要拿出１５万元就能到厂里上班，三年后全额退款，但没有利息。”小章说。

　　“患者感觉药卖得贵，是药厂赚了钱。实际上，真正受益的是中间的代理商和医院，还有那些拿回扣的医生。”一位业内人士称，药厂只有薄利可图，几乎丧失了风险的抵抗能力。

　　举例而言，今年６月至７月底，安徽华源公司约生产了３６８万瓶“欣弗”，其中约３１８万瓶销往全国２６个省区市。以每瓶出厂价１．５元计算，公司生产“欣弗”的利润，一年不超过５００万。

　　１．５元是一级代理商能拿到的价格。经过层层代理的加价后，到了医院开处方时，患者能拿到的“欣弗”，药价已经达到了３８元一瓶——翻了整整２５倍！

　　中间的差价，一些落入了药品代理商的腰包，另一些则以回扣的方式，落入了决定药品采购权的医院和医生手中。

　　表面上看，公司回收的药品仍以出厂价计算，亏损不大。但隐性的危机来自于代理商的催款，由于已层层签定合同，各种代理商仍会要求公司赔偿自己的差价损失。以每瓶３０元计算，３１８万瓶，就接近一亿元。

　　公司的员工说，“欣弗”出事，除了患者，受害者眼中“财大气粗”的药厂，实际上也是这一销售体制的受害者。

　　“受害者漫天开价，动不动就几十万上百万。”但实际上，从“欣弗”出事后，公司停产，经济已彻底陷入困境。“８月开始，到现在都发不出工资。”安徽华源药厂柠檬酸车间主任孙广涛说。

　　阜阳市政府一位知情者证实说，从公司一位高层处得知，公司在欣弗案后，贷款８０００多万，集资款７０００多万，还有无法收回的药款呆坏账，已接近两个亿。

　　１０月１８日，黑龙江那１８名患者曾经与厂方代表在北京谈判。最终谈判破裂。

　　公司方面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他们认为每个病例只能赔付几千元，而患者方面则提出最低在６到７万元——相差太大。

　　５６岁的裘祖贻在这家企业工作了整整３６年。１９６８年，裘祖贻作为上海知青插队到阜阳市颍东区，１９７０年进入了“华源”的前身阜阳制药厂。

　　２０００年，阜阳制药厂被上海华源集团并购，成立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裘祖贻出任销售副总经理。后来，裘祖贻因为身体原因有段时间回到了上海。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裘祖贻已经是制药厂分管销售的副厂长，“当时威信就很高了。”孙广涛说，裘祖贻在公司员工中的分量，在２００２年后达到了顶峰。

　　据华源公司的内部刊物《中国华源报》２００２年８月１日的报道，当时，公司２００２年一季度已亏损６５９．６５万元。当年２月，裘祖贻临危受命，回到安徽华源，出任总经理一职。“通过三个月的努力使公司生产经营形势明显好转。４月份减亏１１０．４９万元；５月份减亏１６９．５万元，盈利６．１８万元；６月份盈利５０万元。”

　　“欣弗事件”前，公司一线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已达到１７００多元，另外工厂还为每个职工每月交纳两三百元的各种保险。而今年６月２９日，安徽省统计局的数字显示，２００５年阜阳市的在岗职工人均月收入不到１０００元。

　　裘祖贻行事低调。他所住小区的门卫老潘回忆说，裘祖贻上下班有时会有车接送，有时就直接步行。每次进出，都会跟门卫打招呼，“不穿名牌，一点架子没有。这么大公司的总经理，还要租房子住。啧啧。”

　　阜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王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愿对裘祖贻之死作任何答复，他不断强调，“这只是私人的事。他们是上海的企业，我们市政府不管。省市药监局已经和公司协调处理，‘欣弗案’由他们负责，我们只是负责协助他们处理工作。”

　　此前的“齐二药事件”中，国务院曾出面协调，由国家药监局和卫生部组成的联合专家评估组负责处理善后工作。但在“欣弗”事件发生４个月之后，类似的机构设置一直迟迟未能建立。

　　这让受害者们异常困惑，他们四处出击，却处处碰壁。

　　１１月１日，值孩子死去１００天，中午趁公司员工们换班，郭平在厂家楼下烧了几张纸。烧纸的过程中，一个好心的记者给了张名片，“让上合肥去找他们报社”。

　　第二天，受害者们直接去了安徽省药监局，“赵主任、高主任接待的，开了单，让上阜阳药监局”。

　　受害者还直接找到了国家药监局。

　　这次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正在组建这个医疗鉴定小组，正在请示有关部门、相关领导，正在协调。”

　　裘祖贻没有等来这个医疗鉴定小组的成立。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