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9日，第二届“全球企业家精神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论坛邀请了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和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给中国经济管理领域带来一场世界顶级的思想盛宴。搜狐财经作为本次论坛 的战略合作伙伴从现场发回报道：

　　张建平：

　　谢谢江家驷教授精采、幽默的演讲。今天有幸听到一位全球著名的环境学家和人类关系学家的演讲。我刚刚在下面听的感觉是可惜给他的时间太短，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有同感。本来是打算给江教授25分钟，但因为我们前面论坛时间比较长，前面的论坛叫做创新，所以经常会打破规则。从这个角度来讲，创新也不要影响到规则，否则会影响可持续发展。下面有请第二个专题论坛的嘉宾到台上来。

　　莫里斯.斯特朗先生、江家驷教授、约翰.赛伯森、阿兰.D.哈里斯、孔泾源(孔泾源新闻,孔泾源说吧)司长、王建(王建博客,王建新闻,王建说吧)平总经理。

　　我们接下来时间有限，只有半小时，所以先宣布几个规则，第一我们这场专题论坛由我提一些问题，每个嘉宾回答的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我会留下大约10分钟时间，给在场的各位嘉宾提问。关于企业责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是西方国家先提出来的，其实在七、八十年代很多学者已经提出这个概念，但是真正在西方盛行的时候也不长。我记得2003年哈佛商业评论上有一篇哈佛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的采访，他当时讲社会责任问题在十年前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在今天它变得越来越重要。我看到一份资料，社会责任问题现在已引起联合国很高的重视。在1999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针对企业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提出了九项基本原则。这九项原则的核心就是要尊重人权，要保护环境等等。今天我重温了这九条规则以后，想起今天在座的有安南秘书长的老朋友，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安南秘书长的助理莫里斯.斯特朗。我想对莫里斯.斯特朗先生提一个问题，在全球协议提出之后，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多的时间，但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企业并没有很好遵守这个全球协议，联合国有哪些具体的推进措施吗？

　　莫里斯.斯特朗：世界上有三千多个公司已经成为了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必须的协议中的一员。他们非常希望他们能实现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公司也在增长来保证各个公司了解要遵循的需要、实现社会责任的协议。

　　主持人：我注意到孔泾源提到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需要制度的基础，需要体制和机制作为保障。但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都还比较欠缺。那么能不能请您谈一谈，从政府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完善哪些制度和机制来保障企业的创新精神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呢？在这方面，您觉得现在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

　　孔泾源：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责任而言，分为内外部，首先是解决内部制度的问题即诚信，这是企业所尽到的第一方面责任，然后是社会问题。企业家要有创新的冲动和精神，所以他是自律的。日常行为规范所难以解决的问题，必须需要健全的体制和机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企业家责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个发达国家，或者说不能把一个在生存边缘的企业家的责任和跨国大公司的企业责任相比，发展的客观性、阶段性、历史性和相对的经济和社会实力所产生的。

　　阿兰.D.哈里斯：我想对刚才的发言做一些评论，我想感谢吴姝，感谢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使我能够出席这个论坛，我目睹和这个大学的成立，这个论坛是他的见证。吴姝知道在天安门广场，你总能看到孩子跑来跑去，他们观察美丽的雕塑。你和孩子谈话他们会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对我来说这是我和蒙代尔合作的宗旨所在，我想中国很荣幸能有次机会。我们理解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从法律到社会精神来说都要支持企业家，他们考虑整个社会责任。我想社会在要求企业家和政府社会责任的要求，我想要提到拉特里奇的讲话，各个社会阶层都希望看到变革，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沃尔玛超市政府对其提出了责任，将在广东建设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一方面是环境方面的承诺，一方面就是社会责任方面的承诺。

　　张建平：下面是想问阿兰.D.哈里斯，他先说了我就不问了。我想问一下王建平老总一个问题，杜邦是受全球尊敬的企业，他有一个理念脍炙人口，叫做让美好的生活更美好，您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确实很好，而且被商业周刊评为绿色企业，但是我在想，杜邦有很多很好的公司，比如零污染，零排放，零废物等等，很显然这样的目标不是一蹴而就，而且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投入很多资源和金钱，你的成本会因此上升。当然最后也许这样的投入会让你的收益也因此增长，但是在一定阶段这样的投入一定会增加你的成本，减少你的利润，减少股民的利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杜邦的决策层会怎样处理这样的决策？

　　王建平：谢谢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任何一个企业在考虑社会责任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一直在考虑我为这个社会和股东带来价值的同时如何平衡可持续发展。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谈到杜邦的使命时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使命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定义是为社会和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谈到社会责任的同时，一个企业所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我们说这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你作为一个企业怎么主动地去调动社会的利益相关方。它包括你的股东，你的员工，你的供应商，当地政府一起来讨论，去解决你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到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来满足人类的需求。确实在某一个阶段里，为了改善对环境的影响，你所需要做一个投资，但是这里面有几方面作为一个企业你可以做。很直接的一方面，减少排放很多时候可以从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基于收益的提高，减少对环境影响对资源消耗的依赖性。我今天跟一位记者谈到美国田纳西州的可持续发展例子，那里有天然沼气，我们投资将这个沼气引入工厂。这里你有投资，但把经验介绍到其他工厂，产生的资源消耗降低，一年有800万美金的成本降低。而且沼气由于被作为能源消耗了，等于一年减少了78000辆汽车排放的温室气体。杜邦已经做了二百多年，我们希望继续做到三百年、四百年……，杜邦希望尽量减少对资源的消耗，虽然短期会有影响，但是长远来讲你得到了股东各社会相关方的支持，能够满足市场的目标和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评判。

　　张建平：这种理念在杜邦的员工中得到了很多的认可，王总坐在这儿可以就这个理念很自然地就谈出来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位约翰.赛伯森先生，他是美国江森自控全球战略主管，这就意味这他要做全球的生产、全球的管理。过去几年很多发达国家在环保政策提高之后，把污染大的生产线或者行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想请约翰.赛伯森先生谈谈这个问题。

　　约翰.赛伯森：非常感谢。美国江森自控公司建立于120年前，经过120年发展现在成为拥有300亿美元的公司，我们在成过中面临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问题。这是一个底线，公司要考虑对环境所负的责任，多年来这都是江森自控关注的问题。我们关注创新、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我们着眼于这些领域。在美国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生产商。我们生产各种电池，我们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在建筑业方面我们提供节能项目，中国现在有十一五计划，设立了一些目标，增加能效。我想不止是我们，大家也会同意。我昨天下飞机了以后，可以看到机场有通用电器的广告。这对中国来说要往前发展是很好的事情。我们面临着机遇，我们在可持续发展中需要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阿兰.D.哈里斯：非常高兴听到这位先生对环境的评价，在2015年排放将会大幅降低，在中国美国都一样，我经常去广州，在你们一位部长的讲话中，他提出了很多批评和问题。如果这些评论忽略了人们的感情将会面临问题。因为美国自身会有很多问题，我们有工业革命，而造成污染的问题。在社会责任领域，现在有很多工作在进行，有些企业在生产生物可降解产品，在今年1月份有一些讨论，因为消除了对油的使用，这种材料是由石灰石和淀粉做成的，消除了660多年的污染问题。这意味着企业家和政府都要关注社会责任。在美国这涉及到干细胞的概念，我们对于所有的科学原理都有一种古老的方法，我想社会责任对于人类来说是发展而不是停滞。

　　莫里斯.斯特朗：我想解释一下，非常荣幸参加这个论坛，企业领导战略有一个底线，比如江森自控对自己有一个底线，要承担社会责任。我很荣幸认识到杜邦的领导层。我曾经和他们的CEO交流过意见。在这场变革中，他是一个寄予希望的领导人。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的迟到。

　　张建平：下面一个问题是问江教授的，我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听听江教授的课，刚刚他有些数据听得我毛骨悚然，不知道各位的感觉如何，比如我们耗费了百分之二、三十的资源却只是创造了4%的GDP等等。而且江教授刚刚也给我们提出了他心目中2020年的规划目标，其中有的目标是到了2020年，我们可再生的资源利用率要达到15%。结果我听了您的话，就想起王总谈的，在2006年杜邦已经到了25%左右了。而我们到2020年的目标才只是15%，有显著的差距，即便这个目标听起来不算多，但我们还是需要做努力的，所以我想问江教授，您认为改进中国环境方面，政府今天亟待出台的法规或者法律应该有哪些，您讲一两条就可以了。我刚刚问了孔司长，不过孔司长是从重要意义方面做了回答。

　　江家驷：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在新技术的发展上，我可以举美国的例子，几乎政府给政策减债方面都有足够的资源资助，希望国内在政策方面、减税方面对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小企业方面有一种鼓励。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说气侯交易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现在在欧洲已达到2200亿欧元，而我们是由发改委推动，但并没有变成一个市场的推动，将来还要利用市场推动配合在一起。我认为社会的结构很重要，透明度是体制改革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要真正解决创新，达到我们那15%甚至于20%，体制方面非常重要，我认为这是最大的挑战。

　　孔泾源：通过相应的政策法规来减少企业的外部性问题，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能源消耗的问题，以及通过其他相关制度来解决一系列的非企业自律性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我们也不要单纯地讲单位GDP美国消耗多少、日本消耗多少，美国、日本走了很多年工业化。另外除了政府规制之外，还要解决产业调整问题、经济结构优化问题，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足够的制度准备。谢谢。

　　问题：我想问孔司长，说到企业家责任，固然企业家以盈利为第一，但我认为经过中国百年的耻辱，我们这批50年代出生，上过山下过乡的，其实责任感更重于利润。但有时候责任不是企业家单方面的，比如说我，18年前借了一万元高利贷起家创业，搞了很多发明。我的很多发明在神州7号在军装、国有企业技术改造都起了很多作用，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企业家做了贡献，但是很多时候国家不配合。十多年前我用自己的名字注册的一项专利，可以使电机启动电流降低60%，改变了我国大马拉小车的问题，如果这个技术要普及，我们国家就不会出现拉闸限电的问题，而且能让所有的电机发明做到永不磨损，就是电机的速效救生泵。但是这项发明我推了五年，国家不支持。一个水泥厂技改本来用2.5亿，用我这个项目能有1.5亿，但他里面有回扣，不用这1.5亿，而要选择2.5亿。但我是民营企业，我没有能力，国家也没有政策，让我亏损了100万。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有心改变这种状况，可谁来支持我？十几年负债靠民品养高科技，故说国家发改委600亿的资金没有项目申请。所以我觉得责任固然在企业家本身要自律，但是国家在这方面是不是要给一些配合。国家什么时候在企业的责任上能有一些配合？

　　张建平：首先对你刚刚所说的这些给予理解。

　　孔泾源：非常遗憾掌声不是献给我的。第一讲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首先对企业家以自律方式承担一定社会责任表示钦佩。第二无论我们怎么讨论企业家责任，有一点必须明确，不能混淆企业家责任、市场主体责任和公共部门责任的差别，很多工作需要政府部门做，按照传统经济，打破一个旧世界，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你所讲的问题现在存在，在今后一个时期还会存在。但是政策上必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包括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张建平：其实刚刚张总虽然时间占长了一点，但是我想他讲出了很多民营企业家面临的问题，但是正像孔司长所说，需要一个系统性予以解决的问题，这些方面如果说在今天都写全的话，那就可以写成一本书叫做《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大部头的问题。今天时间太短，所以没有实际展开。我给我们的EMBA上课的时候，好多学生也会提到社会责任问题，许多人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当前仅仅局限于做做善事，捐献等等。这是有误区的，实际上几位基本上都谈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定义首先是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在今天西方企业管理的基本目标被定义为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这里包括股东、债权人、顾客、雇员、供货商、政府等等。那么一个企业如何尽到一个很好的社会责任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各方相关利益者，在同一时刻，有时候能达成一致，但是许多时候是相互冲突的。我刚刚问王总的问题，就是在相互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回答，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像这个问题，以前西方的理论界也探讨过，如果一个企业家只是做善事，把善事看成社会责任或者只是把保护环境看作社会责任，而企业不能有很好的发展，这样的善事都是不能延续的。因为企业不能延续。所以对企业家来讲，最大的责任首先是把企业做好，当然前提是兼顾整个社会福祉，不违法，给企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可以分两个层面谈，一个就是企业家作为个人来看它的社会责任，比如局限之类的，那是一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既代表着自己，更代表着企业去履行社会责任。如果这么去看的话，作为领导人他首先对股东负有信托责任。所以最优秀的企业所履行的最好的社会责任应该是将履行社会责任与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结合在一起。杜邦公司做了很好的例子，通过各种环保措施，他们销售收入有25%是可再生资源，又举了沼气的例子，在他们保护环境的同时，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得到提高，只有这样股东的利益和社会责任才会一致。这是我今天听了各位演讲得出的一个感受。我们的阿兰.D.哈里斯还有一点补充。

　　阿兰.D.哈里斯：中国在应付全球变暖方面应该得到祝贺，他使用的方法和美国不一样，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方法。很显然这是为了调节经济的和谐增长。我们讨论了能源必须有社会责任和企业方法，使得一个国家不同地方的人民都能够体会到社会责任，需要理解强劲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止是受益于中国人民，而且是使世界各地的人民收益。

　　张建平：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台上的嘉宾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