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国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无知，出国没几天我就全面认输了……相信老一辈和下一辈都不至于像我们这么土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北京

　　长方形鱼缸里只有一条白里透粉的大鱼，用手指在鱼缸壁上逗它，它追人。刘索拉在大山子的Loft工作室里有许多与音乐有关的东西，钢琴、中国大鼓、裱在镜框里形同建筑的手写乐谱，但我总想起这条鱼。

　　写稿之前，听完她寄来的两张CD：1992年在纽约出的《六月雪》和1998年的《缠》。前者是为舞剧《窦娥冤》而作，她用箫、日本打击乐、非洲打击乐和爵士鼓来讲那“定要感得六月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的屈死女子起誓的故事。在《缠》里，听到那支挺有名的《醉态》，想起她说的创作过程：“照着做手艺活儿的图纸勾出来，我边勾出把椅子或项链，边听见巫婆戏子鬼魂狐仙观世音一大把都叫着来了。”也在DVD里看了她在台上的人声表演：穿着拼接的大红底子的唐装，东方的单薄的声线穿梭于京剧和R&B，坐着高音上了云端。

　　刘索拉作曲、唱声音、写小说，也画画。她串门儿一样在其间跳来跳去，互相勾兑，因为热闹，兴致盎然，不管别人是否眼花缭乱。十几岁时，她给食指、给惠特曼的诗配音乐，还唱，唱了就觉得自由。很多年后，她站在陈丹青那些巨大的组画面前，嘴里开始发声音，说要开个音乐会，专门唱那些画，后来，她写成了《中国拼贴》。

　　有天她告诉陈丹青：“罗丹那些泥巴形象我不能忍受，太做作了。”她想起弹贝多芬早期奏鸣曲那些没完没了的七和弦，她感觉每一个和声都是罗丹的人物在皱一下眉头和抖一下肌肉。她喜欢“看”音乐，比如她从郭文景的乐谱里看出结构和旋律的特异，有次在德国听了陈晓勇，就觉得他的音乐形状很好看。回过头来看文学，谁的文字好，谁的文字做作，她会特别敏感。

　　总之，诗歌、小说、绘画、乐谱上的小蝌蚪，都是她桌上的瓶瓶罐罐，她倒腾来倒腾去，游戏一样制造各种声音，因为“音乐的最大意义就是对声音的探索”。

　　最后，她把自己连同声音一起抛出去，能量般抛出去。疯了，炸了，就对了。她推崇冷静客观，因为她做不到。

　　那个下午，她一袭黑色长裙，滔滔不绝。

　　这现代派女作家怎么不抽烟呢？

　　人物周刊：许多人看《你别无选择》的时候，都从懵懂身上看到你自己。

　　刘索拉：是，懵懂和李鸣都有我自己的影子。我从3岁开始学钢琴，不喜欢，学得乱七八糟的；17岁开始弹吉他，唱披头士。后来上音乐学院，老师教你怎么按照和声规律、曲式结构，来发展组织音乐，学了很多最基础的技术，很有实际用途，那些技术掌握好了，闭着眼睛捂着耳朵就能出大作品。上学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对贝多芬的音乐越来越失去强烈的感觉，那种英雄主义的声音跟我越来越远，那种悲壮非常适合“文革”时期的情绪，可“文革”后期我就开始喜欢拉威尔、德彪西这样的印象主义的东西了。但当时在学院里，如果你喜欢的是印象主义的东西，就意味着你没把基础学好。

　　写《你别无选择》的时候我要退学，就是彻底扔了，不干了，不做音乐了。那时候已经快毕业了，我想改行到电影学院学导演，要不就去做摇滚乐。赵宋光先生是我的和声学老师，我当时跟他说我觉得我是个骗子。赵老师说，因为你太真诚了，要是你都觉得自己是骗子，那很多人都是骗子，一辈子都在做音乐一辈子都是骗子。他说你这种人最适合做音乐，音乐是宇宙间最高尚的感情，高于任何艺术形式，你不应该纠缠在文字情调里（那时候我常写一些散文）。后来我就连滚带爬地毕业了。毕业后试着做了很多影视音乐和摇滚音乐，想通过非学院的风格来找到自己，但直到出国前音乐跟我的距离还是很大，音乐在那儿，我在这儿。

　　人物周刊：后来怎么还是守住了音乐？宿命？

　　刘索拉：我一直有直觉，尽管我不喜欢自己那种状态，但是不会和音乐分手。我很宿命。第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我碰到了芝加哥派的蓝调音乐大师朱尼尔·威尔斯，听到了真正的蓝调。我只看过两次他的演出，第一次是在芝加哥的一个黑人开的小酒吧里，他专门给我们几个演了一场，可能因为我当时是“国家代表”。以前也听过蓝调唱片，也觉得好听，但他就那么冲着我演了一场，太震撼了！你听唱片不会有那么感动，听现场那东西就长在你心里了。我常说一场音乐会能够改变人生——可能你听了很多音乐会都是狗屎，可碰上这样的音乐真是能改变你的一生。第二次是他在伦敦演出，我看完演出就去后台找他，他居然还记得我。我到了美国以后，想把写他音乐会的文章翻译了寄给他，但是没来得及做，他就去世了。这两次他的演出，尤其是第一次，我记一辈子，影响我一辈子。

　　蓝调一下子把我打中了，这声音才是我要的！

　　人物周刊：其实出国之前，让你成名的是小说。1985年，《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像随手扔出两颗手榴弹，落地就开了花。

　　刘索拉：写《你别无选择》的时候有一群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大家在一块玩儿。我写了部分稿子——那时是手写的，现在稿子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就想着，哎呀，谁能给我打成铅字儿就行。那时我只想看着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儿，没别的。李陀先生看了之后给了特别大的鼓励，说，这东西好，你得往下写。啊，这就好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往下写。写完之后他真的帮我给了朱伟，给了王蒙先生，这小说就变成铅字儿了。当时对我来说，什么《人民文学》、《海鸥文学》都是一样，反正都是铅字儿，发表了就好！又有一天李陀先生来我家说，索拉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这篇东西被王蒙先生评为今年横空出世的作品，你成功啦。那时有一些朋友在场，大家都举杯庆贺。我就傻了，没明白这成功是什么意思。紧接着一系列的反应就更让人傻了，各家报纸对此争论不休，要么捧成里程碑，要么说这根本就不是中国人写的，中国人怎么可能这么疯狂？还有人说，这现代派女作家怎么不抽烟呢？

　　用人声向摇滚乐挑战

　　人物周刊：伦敦、孟菲斯、旧金山、纽约一圈转下来，音乐给了你什么？

　　刘索拉：自由。在英国，和 Punk音乐家合作过，和Rap音乐家也合作过，和摇滚音乐家一同做音乐戏剧。在美国，去孟菲斯学蓝调， 在纽约做《蓝调在东方》唱片时接触到最好的爵士音乐家。在纽约，是我在音乐和文学上最拼命的时期，因为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拼命的热情，在那里能接触到那么多好的音乐和音乐家。我不停地做着各种试验，比如进一步体验音乐和身体的感觉，试图再拉近一些。这个试验就是做《中国拼贴》。

　　那是玩儿了命做的、吐血般的创作和演出。它的形式太简单了，就是一个人声和一把琵琶，对我的声音是个挑战，对作曲法是个挑战，对琵琶演奏家是个挑战。琵琶和人声自古是唱小曲的，现在要向咆哮的摇滚乐去挑战，怎么样把原始能量全部放出来？传统音乐有没有那种现代音乐的爆发力？这套作品演奏难度大，鬼气大。那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父亲的去世，感觉到一种来自阴间的能量，贯穿全身，你就变成了这个能量，把自个儿抛出去。一般唱歌讲究用丹田气，但是唱《中国拼贴》得从脚底往上唱，把整个人抛出去，你才能坚持特别长时间，像萨满教似的，忘我，身体和音乐就统一了。所有这些试验都是被体系外的音乐家启发的，在学院中不可能学到。

　　人物周刊：那演出前是不是要来点儿大麻什么的，以进入状态？

　　刘索拉：演出前是绝对禁止吸毒的，这是纽约所有专业音乐家的共识。他们平时吸大麻、海洛因，但是演出之前绝对不许碰，演出之后你要干嘛都行。因为你嗑药上台后不能配合别人，你自我感觉好，但节拍肯定是不准的。音乐是配合性的行为，你抛出自己的时候还得知道乐队在哪儿啊。把自己抛出去靠的不是大麻，靠的是真正的能量。

　　朱丽亚音乐学院的指挥撒克先生听了《中国拼贴》后对学生说，我这辈子没听过这么疯的东西。其实演这组作品时，演唱者的脑子得特别清楚，声音不断在高音上反复，来回11次、12次，不能哑，不能上气不接下气，40多分钟的组曲，要命的事儿。

　　那种声音对身体确实不好，但人的灵魂往往需要那种声音

　　人物周刊：查建英前几天说起，《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本书里，把80年代刚到国外那种失落感说白说透的，就你这么一个女的。

　　刘索拉：我出国前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无知，出国没几天我就全面认输了。因为各方面的无知，我碰了多少壁。我们那批出国的，碰到的都是差不多的问题，就是知识结构贫乏单调。我们在国内学了很多音乐技术，但是在音乐美学方面受了太多苏联社会主义美学影响，对西方音乐美学背后的意识形态完全不了解。

　　我们曾误以为拉赫马尼诺夫就是钢琴艺术和浪漫主义音乐的最高代表，殊不知，那种砸琴风格被西方看成完全的没有文化。我们只以为钢琴必须是用手指尖抬高了敲下去，殊不知要想达到爵士乐的音色，必须把手趴下去用手指肚摸出音来。我真是在最无知的时代长大的人，相信老一辈和下一辈都不至于像我们这么土。早知道钢琴不用抬高手指砸，我早就变成爵士钢琴家了。

　　人物周刊：除了断层知识结构带来的失落，生活也不容易。在国内都是人物，出国还面临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我记得你在伦敦时写过，住的屋子没窗帘，每天晚上用可折叠的板儿挡窗户。

　　刘索拉：这里我得更正一下你的误解：你引的话是出自我的小说，别看成是自传！再说那种没有窗帘的房子是英国最好的老式房子的特点之一，只有讲究的知识分子会在家里安装老式的木板窗。那时我在一个英国朋友家租了一间屋子，在一座古老雅致的房子里，所以在写小说时就产生了对中国明清年间小板楼的怀旧。那段描写是一种怀旧情绪，而不是海外生存血泪史。大家都爱说什么海外华人血泪史，说那个没意思。重要的是出走之后获得的经验。

　　每个移民去寻找的东西是不同的，结果是不同的。我的幸运是接触到那么多好的音乐家。 世界之大，音乐如海，音乐家如同海里的鱼一样多。一生认定了做什么，往下走就是了，人能挡住人“成功”，但是挡不住人的癖好。清贫和寂寞都不是人生的丑陋，标准只有一个——把事情做好。

　　艺术家的生活就是一种忽上忽下的生活，时而灿烂，时而惨淡，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一直幸运，出国以后在各种不同类型的音乐中串门儿。在纽约的时候我的老大姐、美国黑人爵士钢琴家爱米娜跟我聊天说，我一看你就知道你差了一课，你没有经过黑社会。

　　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外华人和黑人之间总有那么多种族歧视的偏见，似乎华人只认同有钱和成功的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去伦敦东区参加一个艺术家聚会，那是著名的贫穷居民区。我迷了路，有辆车开过来，车上的黑人小伙子问我，你要去哪儿？我说了地点，他说你上来吧，就送我去了那儿。我一走进聚会，大家都问我怎么来的，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大家，众人惊讶，都说在这地区没有人敢晚上搭车，尤其是陌生黑人男子的车。可是我不怕。我在美国孟菲斯也碰到过骗钱的黑人，没什么，给他就完了。我觉得没事，哪儿都有恶人。我对黑人特别有感情，我喜欢他们那种天生跟音乐舞蹈长在一块儿的状态，他们也不多想，就是这么活着，歌舞就是本能。

　　人物周刊：《女贞汤》一出来，大家都觉得你的小说越写越好。有没有想过，比起做音乐，也许小说会让你的才华展示得更加充分？

　　刘索拉：做音乐着实难，尤其在中国。我到现在还坚持做，就是觉得音乐像海似的，没有底，永远有我不知道的东西，永远有神秘的声音出现，在吸引我。也许读者们更期待我的小说，但是我没办法戒了音乐呀，一旦上瘾，就把时间都花上了，把命也差点儿搭上了。

　　去年我在德国策划了一个反叛音乐节，把约翰·宗（John Zorn) 的止痛药乐队请来了，他请我做嘉宾演出，他的萨克斯风吹得如同尖叫，加上拉斯威尔（Bill Laswell )沉重的贝司，打架子鼓的日本人几乎是蹦起来打，我在台上耳朵都要聋了，满场观众疯掉。我在纽约就是他们的听众，那感觉特别棒。它是重金属、地下摇滚、自由爵士的综合体，这种音乐就是把你脑袋里所有想发疯的能量都揪出来。它没有旋律，绝对不好听，就是让你听了发疯，不用吃药就发疯。约翰·宗他们和我同龄，不修边幅，演奏时很冷漠。观众边听边叫，哪怕站着不动，脑子也要炸了，声音太大了，灵魂都要震出窍了。那种声音对身体确实不好，但人的灵魂往往需要那种声音。

　　人物周刊：许多人对声音没有那么细致的感觉，我觉得你挺幸运，你对于声音的感觉，完全打开了。

　　刘索拉：我真是特别幸运，这一路我结交黑人朋友，他们保护我，也教我使用声音的能量。前几天爱米娜给我发了邮件，告诉我她丈夫帕帕死了。我在德国收到的信，本来刚演完歌剧还挺兴奋的，看了信，一个人躲着哭了一天。帕帕是个非洲穆斯林教徒，其实我跟他不熟，但我知道他俩的故事，还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一般朋友去世我也不会这么伤心，就因为他们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人，在生活中要得非常少。帕帕的死，很可能就因为他们穷，买不起好药，他们刚结婚没几年。

　　我不知道，没法分析我对这些音乐家的感情。其实爱米娜是个经历很丰富的人，但我不觉得这不单纯。我觉得那些看起来无可厚非的虚伪好人们，是他妈最不单纯的人。世界很沉重，一个人得虚伪圆滑到什么地步才能扛得住这社会啊。

　　刘索拉不久前去了杭州，给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做培训，让一屋子的MBA学唱。

　　又有朋友在南京的一个什么论坛上看到她，黑色长裤，外披一件薄如蝉翼的黑纱。人在前面走，衣袂在后面飘，空荡荡，流动着，看起来，跟周遭总有些格格不入。

　　（实习生马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刘索拉 作家，音乐家。父亲刘景范是刘志丹的胞弟，曾因夫人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受株连。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8年至2003年先后旅居伦敦与纽约，2003年后回北京。

　　主要文学作品：《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女贞汤》、《你活着，因为你有同类》等。主要音乐作品：室内乐《形非形1&2》，音乐舞剧《觉》， 唱片《缠》、《六月雪》、《中国拼贴》、《蓝调在东方》等。最新作品大型室内乐歌剧《惊梦》由她本人编剧、作曲并担任艺术导演和主演，该剧2006年由著名的德国现代室内乐团和“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联合在德国做世界首演，并将于2007年后在欧洲巡演。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