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政府要提高农村劳动的人力资本，更经济更有效率的办法，恐怕还是大力发育市场，鼓励人们创业。因为多一家企业，就意味多一家让人边干边学的学校。

　　11月8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讲了一件事。安徽一县没有把钱用对地方，将中央财政和地方下拨的钱没有用在青年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上。记者采访当地农民，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更要命的是，尽管这个县的有关官员声称他们超额完成了培训计划，但记者好不容易在杭州找到两位被官方声称的所谓“培训农民”却满脸惊诧，没听说政府给钱这回事，她们在原来县里那家职业学校学习，是自己交的钱。

　　这件事让我留意，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贵州一地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当地一位官员将下拨的钱存在自己的银行卡上，有些钱给了一家企业，说这家企业在帮助培训青年农民。两件事连在了一起，就让人觉得事情就不像是官员个人败德所致的例外偶然，而是经济学关注的“选择”。

　　钱是以“阳光工程”名义下拨的。这个工程是2004年由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共同组织实施的。主要在粮食主产区、劳动力主要输出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就业前的职业技能培训。目的是通过增加青年农民的人力资本，以在未来市场换来收入或高一些的收入。

　　然而事实表明，钱没有像上面希望的那样使用。但我觉得，真正问题不是基层官员应不应该这样花钱，而是该不该有这样的花钱机会；也不是这些人究竟算挪用还是贪污，而是这些人因为什么觉得选择挪用或贪污是划算的。

　　从报道的事实看，这样的钱太好花了，因为它的使用不好监管。不像一般的政府投资，你总要给我一座桥梁、一家工厂看看。政府这种投资，要求就是看看经过培训的农民。这看一看里面就复杂了。央视记者看到的事实是，相关官员与职业学校或企业勾搭好，把多少个学生或多少个工人说成是培训农民，把这些搞定了，大家于是放心分钱了。上面的人看什么呢？通常就是看看纸上的统计。即使上面的官员能够像央视记者那样认真看看，也很难把工厂和学校里的人一一甄别出来：谁真正是培训农民？谁是交钱上学的学生和企业的民工？这里就有一个人类活动常遇到的重要成本——信息费用的问题。即使你愿意认真看看，这个活动的预算势必大大增加，因为信息复杂了监督费用也大。

　　现实的情形大概是人们也觉得监督代价太大而没有进行那样浩繁的甄别，认为看看统计表上的信息和纸上的技工就行。于是，阳光下就有了另外一种现实的阴影，就有了一些人花钱的快活。事情还可以合理推论：既然如此好花，就不会仅仅只有安徽和贵州那一两个县的几个官员才懂消受。

　　我丝毫无意自作聪明地指出有些人特别坏。因为事实上还存在这种可能，在缺钱的不发达地区，可能还有负责的官员把钱用在对百姓而言更救急、更能立竿见影的事情上。我只是想说，政府进入没有信息优势的一类活动常常可能遇到的问题：信息费用不会因你满腔热忱而消失，总要冒出来，只是因不同情况而表现不同罢了。要么是监督费用高，要么是好心挪用，或者贪污。但是，事与愿违，都是代价，都是成本。

　　政府做什么事情成本低，有什么比较优势；什么事情用市场的办法更有效率，更节约，是一个科学问题，不是个感情问题，不是仅仅凭良心热情就能圆满成就的。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高的问题，已有事实证明市场里的一个个企业就更有效率。我国农民工的技能，绝大部分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千万家民营企业里赋予和提高的，中国许多农民的收入也是在两个三角洲增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技能需求和技能供给的复杂信息，只有在市场里才知道；对众多文化不高又亟待获得收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而言，掌握较快带来收入的技能，也是边干边学最有效。因此，对这种技能的学习，企业比学校有效。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政府要提高农村劳动的人力资本，更经济更有效率的办法，恐怕还是大力发育市场，鼓励人们创业。因为多一家企业，就意味多一家让人边干边学的学校。

　　高小勇

　　浙江工商大学新制度经济研究所所长、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