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息孤岛”现象，成为城乡又一重大差距

　　《瞭望》新闻周刊在上海、广东、浙江等十省市的调查发现，一方面现有党政机关报纷纷城市化、高档化，另一方面由于地方重视不够、经营成本高、投递渠道不畅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全国农村报严重萎缩。

　　目前，面向九亿农民的几十家报纸发行总量仅相当于一家都市晚报的发行量。从现有报刊中，农民需要的政策信息、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很难得到满足，农村“信息孤岛”现象成为城乡又一重大差距。

　　农村报刊与农民人口比例严重失调

　　据全国农民报协会调查，全国原有八十多家农村类报纸，随着都市报红火，近年来有二三十家更名，其余不到60家，剔除建设兵团、农垦局的机关报，真正面向普通农民的只有三十多家。这三十多家农民报总发行量180多万份，仅相当于发行量大的都市晚报类一家的发行量。

　　即便硕果仅存的农村报不少也正在改版转型。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宋超说，上海面向农民的只有一家《东方城乡报》，现在也快变成“东方城市报”了。全国农民报协会副会长季林说，现在一个省二十多家报纸，能有一张适合农民看的，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复旦大学教授李良荣说，各地农村报都办得有气无力，主办单位对农村报都没有什么期望值，发行多少无所谓，只是出于影响考虑不好关闭，就让他们勉强捱日子，只求少亏损、少补贴、少添麻烦。

　　农村报发行量小是农民处于“信息孤岛”的表现之一，9亿农民获得信息手段的缺少，是各类媒体中都存在的。

　　宋超说，全国几千个电视频道，只有中央7台播放农村节目，还跟军事节目混编，如讨论“基地”组织头目扎卡维死后的反恐形势，等等。这些东西有几个农民感兴趣？就这么半个农村频道，因为信号不差转，必须通过有线电视网收看，真正的农民也看不到，变成了“城市人”看的“农村频道”。

　　陕西省周至县马召乡仁烟村村民说，我们只能看到中央1套节目，可是“夕阳红”办得再好，跟我们农民有多大关系？

　　农村报刊困境重重

　　《浙江农村信息报》总编辑陆元林分析上述现象时说，凡是与“农”字搭界的都是弱势产业，农村报萎缩的现状是其在经营环境、人才待遇、发行渠道等方面重重困难的综合结果。

　　农村报面临在弱势产业中找饭吃的经营压力。支撑都市报的房地产、汽车、高档化妆品等行业，都是高利强势产业，而支撑农村报的种子、化肥、农机广告，都属于微利弱势产业。现在，年广告额超过300万元的农村报只有《农民日报》和广东《南方农村报》、山东《农村大众报》等少数几家，许多农村报一年的广告收入还比不上都市报一天的收入。同时，农村报又是所有报刊中定价最低的，基本上每份年定价都在百元以内。报纸采编队伍工作条件、待遇差影响人才队伍建设。《南方农村报》总编辑陈永说，都市报记者交往的是老板经理、处长局长，采访花两块钱坐空调车，一两小时就能出稿；农村报记者下乡，要上百元车票，奔波两三天。记者都希望出名，可跑农村的记者城里没人知道你。待遇低、工作辛苦，农村报人才流失十分严重。陈永说，我们不断从高校招聘大学生，培养成熟后就被机关报、都市报挖走。这些年来，我们向集团输送的处级以上干部就有一二十名，农村报成了报业的一个“干部摇篮”。

　　农村报还面临邮路不畅的条件制约。陆元林说，现在包括三级党报在内的所有报刊，都只是投递到村，进不了农户。其中的理由是：农民居住分散，农村没有路名和门牌号码。

　　一些似是而非的模糊观念，加剧了社会各界对农村新闻宣传工作的忽视。其中最流行的观点是：国家推进城市化、要“消灭农民”，农民要看城市新闻，不必再搞农民宣传。陈永说，事实是，新闻宣传的薄弱恰恰严重制约了农民融入城市。据广州市总工会协理员陈丽嫦介绍，她们到工厂发动组建工会，很多农民工不知道工会是干什么的，他们听老板说“入工会要交费”，就拒绝入会。

　　农村基层没有足够的资金订阅报纸。有关部门规定农村基层要确保订阅机关报，其他报刊严禁向农村摊派，农村报也在禁止之列。各地还按照当地的经济水平，限定每个村的订报支出。如浙江省规定，小村每年1000元，中等村2000元，大村3000元，由于中央、省、地市三级机关报定价普价偏高，基本上把农村订报费瓜分完了。

　　季林说，机关报是订到村委会了，但里面大量版面是股市、金融、白领生活、收藏、汽车、IT、国际时事、理论研究，这些大都不是农民关心的。加上投递不及时，很多地方是隔几天送去一大捆，丢在村委会墙角落。这样订报，效果有限。

　　党和政府的声音停留在城市

　　在采访中，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反映，农民是新闻宣传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主要原因是省级机关报“高端化”，地市机关报“都市化”。机关报内容与8亿农民生产生活需要距离越来越远，“干部腔”、“白领腔”的话语方式与农民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水平不相适应。

　　记者发现，全国各地经营状况较好的机关报，近年来多数进行了大规模改版，省级机关报定位纷纷选择了“高端”路线，地市级机关报则选择“都市”路线，大量裁减农村版面，对农民的新闻宣传需求关注越来越少。

　　华南一家省机关报负责人说，他们经过连续五次大改版，调整发行结构，抢占高端读者市场，将报纸打进各种大型会展、论坛、高级人才招聘会、机场、高档宾馆酒楼、高级会所、高级写字楼、高尚住宅区等，而在农村方面，不强求村委会、农民订阅。华东一家省级机关报将读者定位于“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大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而地市级机关报则紧盯住中心城市的“白领”。

　　高端化、都市化的地方机关报，农民教育方面的内容非常少。话语内容“高端化”、“白领化”，形式上大量“鸿篇巨制”、“大策划”、“大制作”，文字表达大量使用缩略语、英语缩写字母。

　　记者随机翻阅了多家机关报，有的连续十多天没有一则农村新闻。除了政务新闻外，报纸浓墨重彩讨论“关税调整对进口车市的影响”、“房价”、“套型建筑面积”。几乎见不到教农民怎样选村委会、怎样开村民大会、怎样参与集体资产管理、怎样看懂村集体账目等。

　　基层宣传缺乏渠道 中央政策如何下乡

　　农村报日益萎缩，省市机关报城市化、高端化，农民很难得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中央政策也不容易传递到农民手中。

　　2003年全国报刊整顿取消县区级机关报后，不少基层宣传部门认为缺少了宣传阵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宣传部长吴宏儒说，瓯海区80%是农村，报纸、电视、广播都没有，没有了传播渠道，感觉有劲使不出。区宣传部前年开始创办信息简报，但财力有限，也发不到农民手里。区里创建了新闻网站，但有几个农民上网？

　　越到基层中央的声音越弱，许多农村成了新闻宣传孤岛，影响到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四川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李晓骏说，现在的基层宣传工作实际上是向上级领导、向城里人宣传农村基层情况。我们的阵地不强，农民就相信口口相传的小道消息。四川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当地县委宣传部仅有的两名宣传干部，主要工作是向省市机关报投稿，没有渠道、手段将准确、权威的信息送到农民手里。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村党支部副书记陈纪江说，农民主要靠个人之间传播消息，这是一个宣传空白点。报纸宣传的许多东西，城里买报看报的人早已知道，而真正需要知道的人，买不到也看不到。如广州市每个街道都有政府举办的劳动力市场，免费为农民工服务。这一信息登在《广州日报》，而真正应该知道信息的湖南、四川、广西农民却很难看到，他们依旧不断被黑中介欺骗。

　　创造条件推进农村报的发展

　　陈永说，农民过去在生活温饱线上挣扎，自费订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35岁以下的农民大多数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商品化生产使农民对市场信息需求激增，维权意识增强使农民的政治信息需求激增，城市消费饱和，企业需要向农民做广告推销产品。

　　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国家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把办报成本降下来，农村报一定能大有作为，在市场上站稳，成为农民的必需品。

　　——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参考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做法，对农村报按发行量给予补贴。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报纸定价，让农民订得起，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报社服务农民、争取订户的积极性。

　　——鼓励、支持农村报创办农村实用信息类子报子刊。农业作为一个大类产业，里边还有许多细分行业，如花卉、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互相不搭界。如《南方农村报》的增页《养殖宝典》非常受欢迎，但没有刊号，不能独立发行。结果山区养猪的农民不得不为报纸的水产版买单，造成浪费。

　　——农村报与机关报、科技报享受同样的税收减免待遇。陆元林说，国家对机关报、科技报等七类报纸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浙江省内的《青年报》、《工人报》、《联谊报》、《科技报》都享受这一政策。但《农村信息报》这样服务“三农”的公益类报纸却享受不到优惠，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教育附加、文化建设基金附加等等，报社人均年承担税费高达2万余元。

　　——畅通邮路，政府补贴投递费用。现行《邮政法》是上世纪80年代制定的，规定农村投递到乡或行政村。陈永说，哪里发行网络健全，哪里的发行量就大。现在农村交通条件和邮件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议国家加以修订，条件好的农村地区应该投递入户，暂时不能入户的，由政府补贴在农村聘请兼职发行员，让农民订得起、收得到。（记者 钟玉明 李亚彪）

(责任编辑：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