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最大的谜恐怕是薪水拿得越来越多，人活得越来越累，而支付能力越来越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工资单和文凭上的“中产阶层”，在生活方式和工作形态上往往是“劳工阶层”。人们面前的焦虑也是大同小异：房价比工资涨得快，孩子教育的费用连年攀升，信息技术、电子电讯、新能源技术等令人仰慕的“高科技”行业同样是“高克己”职业，技术更新过快让45岁左右的人战战兢兢，时刻焦虑自己被淘汰后还能干什么。

　　的确，“中产阶层”越来越成为奢谈。中国的中产人士刚有车有房却发现身后已留下债务，城市家庭每年给孩子的这个“特长课”那个“成才班”的教育投资可能要达万元，父辈们进医院的次数增加又得准备应急款，更不用说虎视眈眈的年轻人正盯着你的饭碗。于是，很多人还未来得及轻轻松松欣赏一场音乐会，已挑灯夜战学习“镀金”，生怕提前“退休”，两个黄金周成了惟一的“闲暇”。他们抱怨生活紧张，压力过重，难得休息，但还需憋着气力拼命工作不断靠近希望。

　　西方人好不到哪里去。英国《泰晤士报》近日披露，英国家庭把一个孩子抚养到21岁需要花18万英镑，这是上公立学校无需缴学费的行情，医疗保险还是由国家全部负担。如果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则要花25万英镑。如果上寄宿学校，得准备31万英镑。也就是说，养大一个孩子，等于买一幢体面的房子———在中国叫别墅。

　　欧洲的房价在世纪之交大涨，伦敦周围的房价翻了一番，巴黎的中高阶层不得不住进公寓—————在中国叫低层楼房。不少人为攀上购房台阶，匆忙结婚的有，冒险负债的有。这要求人们必须卖命工作，才不致被解雇不致还不上按揭。于是，DIY（自己动手）产业勃兴，每逢周末到处能听到锯子、钻头和钉钉子的声音交响，你可以说是自我创造也可以说是为了省钱。而把孩子已送进大学的家庭，则在思谋到地中海沿岸、西班牙海滩买房置业，因为那里的房价比伦敦、巴黎、柏林等欧洲轴心地带便宜好几倍。

　　欧洲的中产阶层也因此生活在这样一种状况中：他们能支付得起的夏日假期大约有两周，所以室内运动场如游泳馆、健身房在勃兴，不敢进高档商店购物但对“夏季大甩卖”和“圣诞清仓”的信息格外敏感，不喜欢加班加点但暗自庆幸能拿到超时工资。和中国的家长们一样，一旦有孩子就想让他们受到好的教育，于是周末基本上在看房子搬房子，转移到学校声誉好的社区，心境就能安宁好几年———但这些地方不一定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地。

　　前不久与伦敦的朋友“一穷二白”（他的名字叫PoorWhite，我戏称他的中文名是“一穷二白”）通电话，知道他已从伦敦退居到中部城市曼彻斯特。他是剑桥大学的电子学博士，讲起古典音乐和密尔顿、狄更斯能超过不少大学教授，曾在伦敦每月花1000英镑租着一室一厅的小型公寓打天下，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穿行。他的工资单终于承受不起消费单，在伦敦力挺4年后到曼城找出路。说起他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一穷二白”幽默中带着剑桥毕业生的深刻：“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中产阶层’这个词，我们都是劳工阶层”。

　　这是全球化的代价，一方面拉平了人与人之间和国家间的差距，物质文化享受不再有“地方特产”的印记，个人收入也渐趋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失去生活中的某种优雅、闲适和灵性，人在制造机器人的过程中自己先变成机器人。全球化的前景实在难以捉摸。

　　□白烁（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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