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份以美元为单位的全球变暖影响估价”声称,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为气候变暖而损失5%-20%的GDP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期12天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正在举行。将于11月17日闭幕的这一会议曾被普遍认为对启动“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具有重要意义,却被之前另一份更具爆炸性的报告抢走了风头。
会议正式开始前一周,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对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给出了迄今最为清晰的图景:
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都有可能灰飞烟灭。
在接受《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的书面专访时,斯特恩用“迷人而又复杂”(fascinating and
complex)来形容全球变暖这一话题。
他或许早就清楚,这份报告仅是一个新话题的开始,关于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的争论还远未结束。
“温室气体”功过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对于冷暖阴晴这些变化习以为常。但实际上,地球的气候系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它既不高又不低,且没有急剧的变化,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生命温床”。殊不知,在很多其它行星上,动辄数百度的变化是再平常不过的了。
问题是,地球是如何保持这样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的?
到19世纪,科学家已经逐步揭开了其谜团:最终的热源实际上来自太阳,阳光照射在地球上,部分被反射回太空中,有部分被空气和地球表面吸收,从而使得地球变得温暖。
同时,地球也会把自身的热量以长波(红外)的形式向外辐射。不过,这些辐射并不会全部返回到太空中。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氮氧化物等气体会吸收这些长波辐射,从而把地球包裹得像温室一样温暖。这些气体,统称为“温室气体”。
感谢这些温室气体,如果没有它,也许整个地球都会变成比西伯利亚还冰冷的荒原。但问题是,一旦这些温室气体的浓度太高、气温上升到一定程度,也许会彻底改变现有的气候系统,从而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紊乱,甚至毁灭性打击。
第一个这样的警告,或许可以追溯到1896年。诺贝尔奖化学奖得主、瑞典化学家阿列纽斯(Svante
Arrhenius)表示,每年因燃烧煤炭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会造成气温的轻微上升,长期积累下去就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一倍,全球气温将上升5-6摄氏度。
自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的影响上。转折性的事件发生在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决定建立“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IPCC),以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影响及对策进行评估。
1990年,IPCC发布了第一次评估报告。此后的1995年和200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评估报告相继发布。预计第四次评估报告将于2007年正式发布。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科学家张称意博士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目前,主流科学界对于全球变暖的趋势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现在的温度已经达到了1000年来的最高点。
预测气候这种复杂系统的变化规律仍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但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生产、能源利用以及土地利用等,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一个明晰的信号是:在整个工业革命之前,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约为百万分之二百八十,且长期保持稳定;而在过去200年内,却增加到了百万分之四百三十,增长幅度超过50%。
斯特恩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他的这份报告已经考虑到了一些科学上的最新证据;在完成报告的过程中,他也一直与英国气象局(哈德利气候预测中心)、IPCC的气候专家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对于这种说法,不少专家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给予了认同。“这份报告从科学角度是严谨的,它包含了世界多个组织的重要发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气象学专家冯又嫦教授(Inez
Fung)对《财经》强调。
经济影响之争
不过,这份历时一年多完成、凝聚了20多位专家学者心血的报告,在经济学上的意义仍然充满争议性。
报告称,如果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为气候变暖而损失5%-20%的GDP。11月2日出版的英国权威科学杂志《自然》指出,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美元为单位的全球变暖影响估价”。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斯特恩表示,这只是基于长时间、世界多个地区以及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情景的一个平均比例。但是,高达20%的GDP损失可能性,仍然使得不少人感觉受到了“惊吓”。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Richard
Tol)在接受《自然》采访时就认为,在评估全球变暖对水供应、农业、健康以及保险等的影响时,实际上斯特恩只选择了最为悲观的研究结论。此外,在评估海水上升的影响时,也忽视了防波堤等设施所起的保护作用。
“这是一份很好的报告,但其中却包含了太多的假设。”他委婉地批评说。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大源教授接受《财经》采访时也表示,在经济学中,估价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全球变暖仍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引起争议是很自然的事情。
报告还宣称,如果人类希望把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百万分之450-550的水平,也就是说,确保气候变化不超过人类之前的经验(即温度变化不超过5-6度,这也是人类走过冰期迄今经历过的最大温差变化),那么每年所需要的投资,只占到全球GDP的1%。
这显然不是一笔过分奢侈的投资。斯特恩对《财经》表示,这样一笔支出根本不足以中断现在的经济增长,同时也不会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剧烈变化。
然而,不少人对这个数字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斯特恩在高估全球变暖的经济影响的同时,又人为低估了从目前的经济体系过渡到“低碳(排放)经济”的成本。
根据《京都议定书》,仅要求发达国家到2012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相对于1990年下降5.2%的目标。但从实际进展看,加拿大、日本以及欧盟一些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都有相当难度,何况到2050年要达到削减60%-80%的额度。
一些经济学家、能源专家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就指出,目前全球接近九成的能源供应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化石能源,要实现整体转型,其成本可以想像。
中国面临更大挑战
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江家驷表示,斯特恩报告虽然只是“系列警报”中最新的一次,但“中国过分重视能源问题,相对忽略气候问题”的取向,确实到了重新思考的时候了。不少专家、学者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都发出了类似警告。
在目前《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相反,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中国企业及政府还可以从碳交易中获得一些收入。
但在“斯特恩报告”发布之后,一种担心是——气候问题有可能越来越多地成为新的“国际性工具”,中国必须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斯特恩报告,是直接受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委托完成的。舆论普遍认为,布朗很有可能明年接任首相职务;届时,英国可能会在欧盟提出更加激进的控制温室气体的政策建议。而随着共和党在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遭到挫折,一直对气候变化持强硬立场的美国态度也有望出现松动,从而加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合唱”中。
根据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到2009年,中国将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接近政府决策层的人士在接受《财经》采访时表示,至少在2050年之前,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都不会倾向于接受硬性的排放限额。但是,中国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斯特恩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就指出,要把全球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百万分之五百五十,不仅发达国家要作出大幅削减,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使得2050年的排放与1990年相比,增长幅度不超过四分之一。
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中国的人均碳(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五分之一左右,只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但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来看,如果不做大的结构调整,中国人均碳排放突破世界平均水平并不遥远。
11月10日,正在访华的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在北京发表演讲时就表示,将来的WTO谈判中,可能会考虑到气候变化因素,比如对“气候友好型”的产品征收更低的关税等。而这些一旦付诸实施,显然,会使得正在经受“绿色壁垒”困扰的众多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挑战。
但是,中国要在短期内大幅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的政策、制度、技术以及资金方面的挑战,也是可想而知的。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涛博士接受《财经》采访时就指出,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更缺乏足够的技术来完成这种转型。他呼吁建立类似于“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会”这样的机制,来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良好的支持。
1987年,旨在削减臭氧层消耗物质用量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正式签署;三年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产品替代。截止到今年4月,发达国家等对这个基金的投入已经超过20亿美元;在全部189个缔约国中,有143个已经达到了排放削减目标。
目前,已经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建议设立类似的基金会,由美国、澳大利亚等人均碳排放大国出资,通过基金的形式来购买其“超额额度”。
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斯特恩也承认,仅仅依靠现有的机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显然难以在财政上得到保障。要知道,要完成这种经济转型,每年需要的投资都在200亿-300亿美元。
在技术方面,斯特恩则建议开展国际性的研发合作,包括统一市场标准以及分享信息等。长期关注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资本结构委员会(ICCF)董事总经理玛尔戈·托宁(Margo
Thorning)博士也向《财经》记者强调:“发达国家应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分享相关的知识产权,这才是真正‘双赢’的选择。”■
本刊实习研究员宋凯琳、谢志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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