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产权改革的内容不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而是进行转型。转变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资本，这种做法有可能在促进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同时，为真正的资本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现代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一般的说法是民营化，但我认为，民营化解决不了大型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世界主流企业没有民营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世界上主流的企业几乎没有民营化的企业，除非这个企业的私人老板在有生之年创造的企业，只要跨代以后，留给下一代时，大部分企业都会变成非私人企业。因此，我的看法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出路不在民营化，而是社会化。国家的企业产权转变为对权益资本的控制，把国有企业的股东替换为各种各样的产权经营者。现在要做的是国有产权的形态转变，而不是出售。

　　现在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出路的非民营化方案的否定，主要是说这个方案解决不了大型企业的效率问题，但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型企业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所有者缺位是所有大型企业不可避免的命运。因此我们只能采用比较的方法，不能用理想企业来对比现实中的大型企业，否则是找不到出路的。

　　目前世界最主要的现代企业，主要的产权安排并非我们传统理解的私有制。美国企业演变历史差不多160年了，最早是两权分离，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现在看来，其实这不是最主要的变革，最主要的变革是企业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不但把所有权交给职业经理人，资本家本人也不管资本了，他把资本所有权改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就是资本管理人，这和企业管理人是不一样的。这是20世纪50年代资本革命的产物，大家都成为投资者了，被称为投资者资本主义。投资者数量的增加，是中产者扩大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大型化、多元化的必然结果。资本的社会化、大众化，使企业资本权不可归于少数资本者。

　　资本社会化的形态

　　资本社会化的形态是什么呢，除了传统的私人资本者之外，还包括以下情况：一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很多私人投资者把钱交给一个人管理，但这个人做的是利润最大化，他创办公司的目的是赚钱。

　　二是社会群体的联合资本。在美国有一些很大的产权投资性基金都是这样的。他们拿着政府雇员交给他们的钱去当企业的股东，当企业的董事。他们自身又是一些职业经理人，但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一般都是在立法规定的目标下进行。

　　三是法人社会资本。像哈佛、耶鲁都是100亿美元以上的大学，一个大学有这么多资本，全美国有好几千个大学。这是一个巨大的规模，这些基金管理人去投资，当别家企业的股东和董事，他和私人资本家的股东和董事不同，其宗旨和经营方式都不是一样的。

　　通过以上三种形态，结果是资本所有者的替身化。现在大企业主流的股东都是一些替身股东。虽然股东是真正的出资人，但他的资本来源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给他的钱。所有者的替身化、所有权的定义多元化、经营者的职业化、劳动者的资本化，我认为这是现代企业的主要模式。

　　在此我们看到，产权社会化意味着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缺位产生什么问题呢，就是大企业病。但你仔细观察，到今天为止，支配世界经济舞台的仍然是这些企业，他们仍然是这个经济体的主流，仍然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部门。

　　尽管产权社会化产生了很多负面现象，但它的可持续性、规范性和提供的社会平台比私有企业大多了。只有大企业才能创造出广泛的中层经理和白领这样的阶层，而这个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

　　国企社会化路径

　　现代产业部门中，企业产权的社会化是必由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审视中国大型企业的改革，主要问题是国有企业的产权要找谁代表自己，要发展出一条代理的链条，核心不是寻找终极的产权所有者，而是要寻找有效的产权经营者。这些产权经营者一是要关心资产增值的产权经营者，二是要代表公共利益。

　　现在我们有160多家国家直管的大型企业，这100多家是中移动、中国电信等这类工业、商业、金融、交通、航空、电信核心部门的核心企业。第二是省一级的国有企业系统。这些企业在社会信用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是最大的。这些企业的改革怎么可以民营化呢？它们的利润都是几百亿、上千亿元，哪一个家族可以去当中石油、中石化的控股股东呢？所以它的股东一定是成千上万个。把国家控制大企业的股本金转化为社会机构持有的股本金，基本路径可以有以下几条：

　　一是转变为社会资本。各大学、企业、社会保险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原来属于国家在企业股本金的机构，国家的股东就变成这些社会机构的股东。

　　二是转为国家所有权的权益资本。除了划拨给社会之外，国家的资本也可以转为权益资本，就是未来在企业持有资本的才是持有企业股权。这个方法是由资本的委托代替了企业的委托，在发展国家权益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实现国有资本的增值。增值的主体，运营资本的主体是权益资本管理公司。

　　三是年金资本。这个财产可以每年给你产生一定的现金流，参考的案例就是不动产投资基金，你赚来的钱不能留，要把90％的利润分红给股东，这样才能向社会募集资本和税收优惠。如果把国有资本进行转化，该卖的卖掉，变成年金资本，不卖的是权益资本，划拨的是公共资本，如果是这三块的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国家的行为就可以分离，许多大学、环保基金会、中科院、社保基金会等社会机构都隶属于他们。

　　事业单位获得了自己独立的资本金来源，还要自己创造一部分收入，国家给他们的钱是补充性的。这样，国家的投资性支出可以大幅度减少。而且，社会支出的力量不都靠国家财政支出了，有大量社会的投资产生支出。当然，大学有了股本金了，它的身份怎么进行调整，这是配套的改革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谈的资本社会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它是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我们经过20年的努力，把国有资本产业化了，转变成一个公共资本、权益资本、年金资本的话，那就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制度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贡献。所以它的重要性也是不可以低估的。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内容不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而是进行转型。转变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公共资本，国家权益资本，这样一种做法有可能在促进公平和效率兼顾的同时，为真正的资本市场和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因此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但是企业效率问题，更是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作者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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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