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 杨大昕制图

农民视角中的新农村建设

    如果几个月前有人问叶敬忠“新农村”是什么，他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马上就能给出答案，而且看起来会非常恰当。可是，现在他不敢了。“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从2006年2月开始历时8个月，走访了江苏、湖南、河北和甘肃4地，共收回农民的有效问卷480份，这让课题组组长叶敬忠对新农村建设有了和其他学者不同的观点。那些专家关于新农村的描述其实和农民、农村的情况相距甚远。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农民才最有发言权。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并把它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2月，中央1号文件正式发布，其中的20字方针描绘出新农村的未来图景，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此后，各地开展了许多具体的新农村建设活动，如试点农村民宅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等。此时，新农村建设成为学术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而由专家学者提出的新农村构想，则是要让农民的年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村中80％以上的住宅是砖混结构，让80％的农村家庭拥有彩电，50％的农户装有电话（包括手机），80％的农民对村务决策和运行比较满意，95％以上的农民在本村具有安全感，农村道路是水泥路或柏油路，村中人畜饮水是自来水，每个村至少有1台可上网电脑，村中没有因贫困而失学者。

    这是一幅美好的图景。但是课题组的调查发现，不同地区的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大不相同，想要获得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新农村定义是困难的。

    江苏农民心中的新农村是房屋改造，就是实行楼房化。在被调查的120个农民中，有66位分别提到“集中农民住房”、“成排的小楼”、“农民居住区”、“小别墅”等。另外，很多人把新农村和“集体农庄”等同起来，希望村里有企业、有工厂。华西村是他们心目中的样板。

    一位农民说：“新农村就应该像华西村那样，有一排排整齐的楼房，有大片的土地耕种，麦收时有机器收割。家家户户有独立的小楼，孩子念书免学费，有电脑和小汽车。”

    和江苏相比，西北农民眼中的新农村显然要朴实、简单得多。在甘肃，大多数农民希望通过村庄规划使农民的住房更整齐，并建成统一、成排的平房。这些农民对平房的偏好与当地的地质条件、地形、气候条件不无关系，同时也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因为当地农民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是养殖业，主要是养羊，而楼房并不适宜养殖牲畜。除了住房外，经济条件的改善也是甘肃农民对新农村的主要认识。他们认为，新农村应该是“经济宽裕，农民有打工的活干，光种地也不是办法，化肥开支太大了”。有的农民更直截了当地说：“新农村就是有钱交水费，有钱买化肥，有钱交电费。”

    湖南、河北农民心中的新农村又是两样。由于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比较接近，河北农民对新农村的想象主要以城市为参照物。不少人认为，新农村就是“农村越来越像城市”；“住上小洋楼，农村城市化”；“和城市一样，街道有路灯”；“农民不往城里跑，卫生好了，洗澡方便”；“像城里一样干净，老百姓好过了，吃得也好，家具什么的都有了”。另外，由于河北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近年来开矿造成了环境污染，并且因为开矿征地引发了大量矛盾，很多农民也希望在新农村建设中解决这些问题。

    湖南农民的新农村梦想主要和农业有关。有农民认为，“新农村就是应当种田机械化”、“粮食很值钱”等。由于当地气候湿润多雨，水资源丰富，道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差的问题相对突出，成为农民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多数农民对新农村的认识集中在道路、水渠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上。有近四成的被调查农民提出“马路是水泥路，要通到家门口，水渠使所有的田都能灌溉到”。湖南农民还特别提出教育负担问题，认为新农村建设应该包含改善教育条件和降低学费。

    在实地调查中，叶敬忠和课题组在新农村建设实践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缺少切实举措，这是当前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首当其冲的问题。

    “农民热切盼望着旧农村变新农村。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中很多人并没有发现自己的生活有多大变化，甚至有的地方借建设之名扰民、害民，又让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失望起来。”叶敬忠说。

    叶敬忠了解到，目前，各地新农村建设资金普遍存在巨大缺口。

    调查组发现，村庄亮化等工程并非农民最急需开展的工作，而改造农村卫生条件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却被束之高阁。

    部分基层干部尽管在理性认知上瞄准了农民的迫切需求，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出现了偏离，导致部分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而影响基层干部行为选择的最重要因素，是资金投入上的困境和我国干部考核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叶敬忠认为，这暴露出新农村建设中自上而下的“搞运动”式的现象，容易引起农民的反感。

    另外，目前的新农村建设大多是搞试点、抓试点。试点村还引发了资源分配的问题。一些政府为了保试点村，就把有限的人财物都向这里倾斜，很难再考虑到普通村的需要，这势必造成村庄之间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董伟）

谨防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

    11月21日，记者在《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成果与新书发布会现场，专访了该课题组组长叶敬忠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为什么会做“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调查？

    叶敬忠（以下简称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然而，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我们听到的主张和建议几乎都来自两个群体，首先是官员，从高官到村官；其次是专家，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研究人员。而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和最终受益者，却在这场关乎自己家乡建设和自身利益的新农村建设中集体失语了。

    虽然农民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当前的现状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成了他们建设家乡的“代言人”。丧失话语权的农民不可能真正参与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声音的新农村建设也必定是纸上谈兵。这在实践中已经显露出某些端倪。有的地方就出现了“好心办了坏事”的情况。因此，我觉得，不管是研究人员还是决策层都有必要知道，农民是如何理解新农村建设的，他们面临着什么困难，在新农村建设中他们的期望和真正需求是什么，对于学者和官员们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他们的认识和态度是怎样的？

    记：通过调查有什么收获？是否改变了先前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

    叶：首先，我们感觉到农民眼中的新农村建设和媒体宣传的有很大不同。

    农民对新农村的理解要简单、具体得多，并且集中在住房的规划与改造、生活水平与经济条件的改善、村庄环境的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改进等几方面。农民更关注新农村建设的五项要求中的“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农民当前改善生活、生产条件的迫切要求。

    另外，我国有上百万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各自的特点，势必存在不同的建设需求。即便是在同一个村庄，不同性别、文化程度，不同年龄段、职业的人，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都会存在很大差异。何况，新农村建设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如各级政府官员、技术专家、村庄管理者、农户、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对新农村建设的预期、建设内容和建设模式等方面的不同看法。调查之前，我对这种多元性的存在只有模糊的感觉；调查之后，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种多元性，并且在实践中真正满足这种多元性，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就可能出现难以挽回的被动局面。

    记：对有关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农民的主要期望是什么？

    叶：毫无疑问，农民非常期待政府增加在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上的财政投入。这也是被专家和学者经常强调的一个方面。目前，我国从总体上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改变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让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文化卫生等重点领域。其中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户的普遍需求，也是农民迫切需要获取和改进的服务。

    还有，农民喜欢透明度高的公共政策。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政策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戴，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执行情况比较好。在与地方干部的座谈中，他们也谈到这两项政策是“硬政策”，同时透明度极高，逐级严格要求与监督，保证了措施的落实。

    所以，说到底，农民的最大期望还是能还给他们国民待遇，让他们能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关怀”，让公路、桥梁、学校、医院都不仅仅为城市所有。（董伟）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