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在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我还在东北林区当中学教员,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这条消息,也记住了这个名字。不过从这条消息中没看懂弗里德曼研究什么,成就是什么。
真正了解他是在1978年考入北大经济系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以后。 当年我的导师之一专门研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并写过一本介绍这种理论的著作,送给我一本。尽管这本书是按照当时一批到底的风格写的,把弗里德曼定性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甚至称他“身材矮小,好为诡辩”,但毕竟让我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有所了解,并引导我去读他的著作。
最初读的是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著作,如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者函数理论、自然率假设等等。他的理论著作与当时国内学者的风格完全不同,注重于数学分析和实证方法,逻辑性强,论证充分,令你不得不信服。从这些著作中我感到弗里德曼做学问的扎实基础和严谨学风。这是我最早读的西方经济学原著。感觉是,做学问就应该这样,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最初读这些书时,还是着重于思考他的基本理论、逻辑推理与证明,并没有考虑这些理论背后更深刻的思想意义。只有在更广泛地了解了当代经济学的学说史之后,才理解了其理论中包含的思想价值。
1980年代初,时任北大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作了一次关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交替消长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高度概括了各种经济理论背后的思想趋势。这使我豁然开朗,原来弗里德曼货币主义更深刻的意义在于擎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在二战之后,经济学的主流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其代表是以萨缪尔森为首的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他们怀疑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主张国家全面干预经济。这种干预固然有助于克服经济波动等问题,但也引起赤字财政、通货膨胀等问题。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是作为“对抗凯恩斯革命的革命”出现的,主张相信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在1980年代初,这种理论影响了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经济改革,并促成了此后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潮流。
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弗里德曼两本宣传市场经济好的通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下有过吃不饱、穿不暖经历,又目睹了“有计划地”浪费资源的人,对计划经济当然是完全失望。但市场经济是什么样的,我并不了解。要出国去体验,办不到,我只有采用“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方法———读书了。当时读了不少支持或反对市场经济的书,使我坚定地支持市场经济的是《自由选择》。这本书原来是一部电视片的解说词,通俗地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如何流行,有什么优越性,以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文字通畅而富有煽动性,内容严肃而生动,让你不忍要一口气读下去,而且读过就信服了。我想,当时受这本书影响的恐怕是那一代关心中国未来的年轻人。
其实1980年代后,西方国家经济政策自由化与原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都受到了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能有这种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历史上并不多。从这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更是思想大师。
以后又读了不少有关弗里德曼传记类的著作,尤其是他晚年与夫人合写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我对他的崇敬由学问、思想,上升到人格。
弗里德曼是一个有独立精神而且信仰坚定不动摇的学者,真想不到他那不足1.6米的身躯居然有那么顽强的精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期,但弗里德曼并不追逐这种时尚。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象牙之塔中研究货币理论,反对当年全球都采用的固定汇率制,孤军奋战地反对凯恩斯主义。想想看,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坚定。说他“身材矮小,好为诡辩”也算写实,因为这个小个子对众多的反对者从不畏惧,争论到底,在学术观点上决不退让。到1970年代,各国被迫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引起的滞胀迫使各国反思,弗里德曼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1976年在评委会的争论中以微弱多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这样不随波逐流的倔强为每一个学者树立了榜样。
过去在我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坚持自己观点的人一定有点个性,难以与别人相处。我心目中的弗里德曼是严肃而难以接近的人。读过他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以后才知道,其实弗里德曼是一个相当平和、待人宽厚的慈善学者。学术上的坚定并不等于个性上的冷酷。
弗里德曼出生在一个贫困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早亡,凭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大学者。他的一生也并不平凡,不仅在五六十年代在学术上受孤立,甚至在获诺奖时还有人把当时智利总统皮诺切特屠杀反对派归罪于他———在授奖会上有人打出反对他获奖的横幅。但当他在晚年回顾这一切时,心态十分平和,没有任何抱怨。无论有多少苦难,他觉得上天给了他机遇,回忆录称为《两个幸运的人》正体现出一种平和的心态。弗里德曼有许多朋友。2002年,他90岁大寿时,全球经济学界为他办了一个祝寿会。人们真心热爱这个有独立思想的矮老头。
弗里德曼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同样关心穷人,关心穷人福利的提高。他主张用私立学校代替公立学校,给穷人发“教育券”,以及用“负所得税”代替贫困补贴,都是为了穷人有能力利用市场机制脱贫。如今这些主张已在一些地方实施,效果显著。主张市场经济并非没有爱心,而且这些人的爱心更深沉。
弗里德曼的去世标志着五六十年代活跃的一代经济学家过去了,但他们的思想遗产、独立人格和学术种子永远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作者为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