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1月16日，94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辞世。这个小个子、秃顶的美国犹太人，是最后一位既家喻户晓又有最高专业成就的伟大经济学家，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20年来的全球经济。他去世后，一位挚友写道：“我们不容易想象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生。生于1912，他度过的日子是人类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大时代。科技猛进，战争无数，什么主义都出现过。上苍有眼，看中了一个长得不高的人，把所有应付这些大争议需要的天赋都给了他。他于是站起来，寸步不移地为人类的生活与自由辩护，到死为止。”

　　听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去世的消息，我下意识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还在等着听听他对人民币汇率的看法呢”。可惜，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评论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1974年秋天。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学位的头一年，弗里德曼给我们上了一年课，讲授价格理论。

　　学生大约有30人，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每次课程3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这个时候他几乎从不离开，总是笑眯眯地站在那里，一点架子都没有，等待着学生们上去提出各种问题。他个子很矮，不到一米六，我却总觉得在他身边自己像个笨拙的大呆个。

　　弗里德曼讲课并不幽默，但是内容非常精彩，很少有人缺席。当然，这跟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一年出考卷、改考卷的老师也有关系。对学生来说，一切为了暑假的考试。

　　跟别的老师不同，弗里德曼的考试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考场完成，另一部分则是带回家的：某个周四或周五，他会发下考卷，要求下周一前完成。

　　学生们都觉得很累，但他解释说，不同的考试方式可能会让同一个学生的表现相差极大———有的人直觉好，反应快，有的人却习惯深思熟虑，这样才有助于学生真实呈现自己的所学。听说以前有个中国学生，课后作业极其出色，书面考试却非常糟糕。

　　按照规定，这些带回家的考试应该独立完成，可以看书、查资料，但不能讨论。令人惊讶的是，那时候大家都住宿舍，成天一起吃饭，却真的老老实实从不讨论。

　　课程快结束时，有一天突然见到许多同学拿着教材跑上讲堂找他签名。当时我很不屑，想想学他的经济学就好了，要签名干什么，不过今天很后悔。那本教材当时没有印刷，是打字机版的，已经翻破了，但这么多年我一直小心翼翼珍藏着，如果上面有他的笔迹该多好！

　　那本书的最后一章《资本理论》年年都给弗里德曼的课程带来麻烦。不过他很可爱，尽管每年的学生都说读不懂，他还是固执地坚持说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很幸运我顺利通过了考试，不过跟他的接触随之减少。但直到今天，他的痕迹在整个经济系依然处处可见，他的学生贝克尔继续讲授价格理论，教材内容是在弗里德曼基础上继续往前。

　　像这样坚定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人(他甚至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卡皮塔夫(capitaf)”———取自资本capital与自由freedom的首字母)，在当时的美国并不多。那时候，美国社会整体左倾。1929－1933年的大萧条，让惶恐的人们普遍相信是市场机制本身出了不可克服的大问题，转而将求救的手伸向政府。随后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的权力由此开始增长，人们越来越相信货币政策毫不重要，财政政策才是关键。

　　弗里德曼通过研究却逐渐发现，那场经济危机恰恰是政府的一个悲剧性的失败。当时金融货币体系几近崩溃，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宣布全美银行休假，因为旨在防止金融危机而建立的联邦储备系统这时关了门，货币供应量在这三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一，一次衰退演变成了一场浩劫般的大萧条。

　　在经济学领域，弗里德曼与占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争论。而在公共政策领域，他通过运用经济学分析跟19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等提出的“大社会”以及福利国家观点大唱反调，比如福利补贴是对穷人的掠夺，而所得税制度是对已婚者的惩罚。所有这些观点在大多数人看来简直是“奇谈怪论”，弗里德曼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一个哈佛的学生特意找到他是为了“想看看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

　　跟他一样，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里的这群人，丝毫不改对市场的坚信，依然极力主张“小政府”。这让“弗里德曼式”的我们看起来就像一群洪水猛兽，是被包围的一群，其他学校的人根本不愿搭理。

　　这种不屑与孤立，让萨缪尔森曾经如此调侃，“虽然弗里德曼也这样认为，并不就代表他一定不对。”

　　但是我们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怕，斗志昂扬，四处辩论，在课堂上，在研讨会上，在校园旁边的咖啡馆里，在跟其他学校朋友们的饭桌上，有我们的地方就有热烈辩论，我们好像永远是桌子的中心，话题的中心。有我们在，其他学校其他专业的学生往往闭上嘴巴，其他话题则自动消失。

　　很难想象，在被包围与被孤立的经济系内部，理念则是如此统一，气氛热烈而友好。不仅学生之间互相辩论，学生和老师也可以当庭辩论，上下一心共同追求真理，虔诚、平等，甚至也带着一些悲壮。

　　这种气氛不仅是在经济系，芝加哥大学的其他院系也同样偏于保守，比如法学院就曾发起过“回归宪法”的呼吁。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曼夫人的兄长迪莱克特，就是法学院的第一位经济学家，科斯后来也在那里任教。

　　那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代，是最艰难的年代，也是最出风头、最激动人心的年代。

　　不久，随着一群出身于经济系的学生在智利找到真正的舞台，开始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试验，我们被冠上了一个“芝加哥男孩”的称号。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智利素有渊源，系里一位主任娶了一位智利妻子，几乎每年都有学生来自智利。其中一些对1970年代初那里停滞不前的经济作出调查，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

　　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领导军队发动政变，推翻了此前三年民选的总统阿连德。两年后，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他任命了一位芝加哥经济系毕业的智利学生担任财政部长，其他几名“芝加哥男孩”也位居政府要职。

　　系里那位主任与弗里德曼都被请到了智利，芝加哥人共同制定了“休克疗法”方案，卡住货币供应，同时让外汇自由化。那应该是这一疗法的第一次真正实施，比俄罗斯早十多年。

　　在“芝加哥男孩”的主持下，皮诺切特强势实施休克疗法结束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经济很快恢复了增长，到1980年代成为南美经济增长的奇迹。

　　但是弗里德曼因此赢得的，却是长久的骂名，人们指责他帮助了一个军政独裁者，是一个“婴儿杀手”。听说1976年他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时，为了躲开抗议者们的西红柿，不得不从厨房登上领奖台。

　　不过，不管怎样，弗里德曼渐渐地赢得了许多人的承认。就在他获奖的第二天早上，来自哈佛的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第一句话就说到弗里德曼的获奖，“他”(这位经济学家后来做了变性手术)说“我是哈佛的，但我相信货币学派的国际收支理论(事实上这应该是属于蒙代尔的)，因为那是惟一我能懂的国际收支理论”。

　　那时候，凯恩斯的理论已经繁杂无比，更糟糕的则是美国经济形势开始出现许多问题，197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加上1960年代后反战与民权两大运动，激荡着对政府不信任的社会情绪，保守主义的阵营日渐强大。

　　到1980年代，里根上台，保守派重新主宰了美国。有趣的是，已经当选总统的里根，在说到华盛顿，说到政府时，总是会用“他们”这个词。

　　在经济上，弗里德曼成为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员，他们共同反对增税，建议总统削减联邦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经济限制。

　　当凯恩斯主义的潮水退去，露出来的，便是一直坚守在沙滩上的弗里德曼们。

　　(叙述者为国际济丰投资公司首席经济学家、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报记者肖华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