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易纲新闻,易纲说吧)日前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表示，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涉农贷款时，不宜实行优惠利率，其贷款利率应比市场贷款利率稍高一些。“许多人希望给农民的贷款利率越低越好，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农民的还款负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易纲说，在涉农小额信贷发放过程中，普通农民很难得到低于优惠利率的贷款。得到低息贷款的人，往往是有门路的人。

　　如果将此位央行官员的话转换一种表述方式，其实就是：给农民的贷款应该是高利贷。我注意到，在之前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访华引发的小额信贷讨论热潮中，这种观点得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认同，有经济学家就曾旗帜鲜明地指出：小额信贷必须是高利率。让人费解的是，越是需要帮助的穷人，给他的利率却越高，这究竟是“扶贫”还是“杀贫”呢，这算得上所谓的“穷人银行家”吗？

　　确实，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需要通过赢利来维持可持续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提高利率的小额信贷就必然亏本。尤努斯的经验证明，穷人往往比富人更讲信用，因为他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银行以低利率贷款给一些富人，看中的难道不正是他们的还款信誉吗？即使不考虑社会责任等因素，穷人的相对高信用为何就不能为其争取到相对优惠的利率呢？

　　显然，问题不在于以优惠利率贷款给农民会亏本，而在于不愁找不到贷款人的银行愿不愿意这么做———他们不愿做也就罢了，要命的是他们还垄断着机会，别人想进入也无法进入。我国成立的7家小额信贷试点公司，都只能“贷”不能“存”，以至难以持续；相反，不贷款给农民的银行却只“存”不“贷”，相当于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哪有这等怪事？从这个角度看，“涉农贷款不宜实行优惠利率”，更像是强势银行对无助农民实施的一种不平等暴利要挟：想贷款吗？拿高利息来。在这方面，银行保持了他们动辄收费或涨价的“悠久历史和传统”。

　　应该承认，低息贷款容易被有门路的人抢走，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也不能否定，小额贷款本身存在着一种自动筛选机制：小额度、分期还贷使富有群体感觉到此种贷款对自己并无大利可图。就算这个自动筛选机制或有失灵，权力寻租作为一种腐败现象，也应该是银行内部控制的问题，通过提高利率来遏制腐败是典型的本末倒置。而且，靠提高利率来遏制富人抢穷人的贷款机会，背后还有一个大大的悖论：连富人都看不上眼的贷款机会，又有多少真正的穷人能承担得起呢？毋庸质疑，提高利率会从根本上大幅缩减贫困家庭获得贷款的广度与深度。

　　我对“有贷款需要的农户最关心的，并不是利率高低，而是能否及时拿到贷款”的观点不屑一顾。作为穷人怎么可能不关心贷款利率呢？这只不过是一个丧失选择自由前提下的次优选择而已。正因为他们贷不到款，所以只能被迫接受高利率的苛刻条件，岂能反过来将之作为“农民有能力承担高利率”的理由？我倒觉得，高利贷实际在农村已经很泛滥了，农民更多缺少的不是高利贷机会，而是利息平等的贷款机会。

　　在我看来，涉农贷款的高利率，最有可能产生两种效果：要么农民还不起款，成为“贷奴”，进而被迫丧失信誉；要么农民不愿意贷款，因为贷款只够给银行做贡献。无论是哪一种效果，农民都得不到好处，银行也就没有钱赚，于是纷纷撤出，很快穷人又贷不到款了，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恶性循环。（29O4）

(责任编辑：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