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从各国崛起的历史中不难得出，一个国家要顺利完成大国转型，必然要解决三方面的巨大负担:历史经验和教训造成的负担，现实国际竞争造成的困惑，自身发展期望值过高造成的压力。

　　央视近期播放的纪录片《大国的崛起》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的讨论热潮。与其说是讨论这部纪录片，倒不如说是这部纪录片引发了今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这部纪录片中回避的那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否正在一条崛起的道路上？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崛起的实际过程，往往要比本国民众对于这个过程的认知和适应快得多。举个例子来说，1937年，当《纽约时报》第一次设立国际事务专栏的时候，这个专栏的名字叫做“在欧洲”。今天的《纽约时报》国际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那时候，美国把欧洲当作世界的全部。不到百年前的美国尚且充满如此语境，更何况一个正在发展中的中国。

　　当然，我们可以说，美国当时的国际语境，是与其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实在任何时代，世界体系特征所带有的巨大影响力，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崛起模式。最具体的影响方式，就是宏大的主题往往通过具体的词语来表现。从各国崛起的历史中不难得出，一个国家要顺利完成大国转型，必然要解决三方面的巨大负担:历史经验和教训造成的负担，现实国际竞争造成的困惑，自身发展期望值过高造成的压力。其中现实国际竞争的困惑，往往首先通过国际语境体现出来。国际舆论对于一个国家崛起的影响，是大国崛起的第一块试金石。

　　应该说，目前西方中心论在整个国际政治语境中，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不可避免地面对“融入体系，还是改造体系”的问题。尽管世界格局在冷战后已经发生巨变，国家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尽管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已经过去，但是在西方中心政治观中，将崛起等同于扩张、掠夺和殖民的观念仍然大有人在，由此派生和改造出来的各种威胁论，也投射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排除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效应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来源，有国内人士自身高估的需要，也有希望与中国往来的国际商业机构的吹捧，或者可以称之为专业外表下的市场动机。这两者，前者可以称其为“棒杀”，而后者可以称其为“捧杀”。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就在于，有意或无意误读中国发展的前景。

　　挑战意识形态与国际语境，总要比解决国际利益格局容易一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性和耐性，甄别这些“威胁论”和“高帽论”。甚至更深入地来看，我们是否要以一个大国的姿态，解决国际语境中的误读。的确，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发展，其市场前景和全球效益是可见的，而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是巨大的。人均GDP每增长1美元，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能源。每一层因素，都直接指向国际秩序的核心。而我们要解释中国发展的动机和目标，棒杀和捧杀都是绕不过去的命题。

　　按照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的逻辑，承认自己的目标是一个大国，就必须要承担大国所面临的责任、代价，甚至语境风险。一个国家的崛起，需要良好的国家性格。更具体而言，良好的国家性格，是从最草根的国民性格开始的。在今天现代化的发展中，如果仍然存在一种自闭的教育环境，自我的国民心态，那么世界语境就会在一个国家内部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压力。“威胁论”或者“高帽论”就会从语境变成限制和妨碍的手段。

　　或抑或扬的国际语境是难以控制的。毕竟一个国家的崛起，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引导世界的声音。但是语境不是敌人，语境只是提升一个国家综合能力的外部因素。关键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是否都为崛起做好了准备。唯独于此，我们才能坦然地谈论大国崛起的历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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