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11月27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央行官员易纲(易纲新闻,易纲说吧)日前表示涉农贷款利率并非越低越好，而亚行经济学家汤敏(汤敏新闻,汤敏说吧)也认为“用高利率贷款帮助弱势农民不是悖论”。虽然笔者认为，就普遍意义上这些看法值得进一步商榷，却反映了当前农村金融运行中的一个尖锐问题，即在各种制度性障碍约束下，作为体现政府对农民提供金融支持的主要工具，优惠利率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近期关于小额信贷和涉农贷款利率的讨论，是伴随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而在国内“火”起来的。在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早期，实质上一直是定位于一种特定的扶贫机制。根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传统定义，小额信贷指为贫困和低收入人群以及微型企业提供的一种贷款，其典型特征一般是“贷穷不贷富、贷女不贷男”。按照该定义，长期以来我国的小额信贷数额有限，即只包括由各地半官半民性质的小额信贷机构控制和运作的部分，其余绝大部分由农业银行和农业信用社发放的政策性贷款，并不具备完全的“小额信贷”性质，在发放标准上也没有充分体现非营利性和扶贫性质。这样，实际上又出现了金融改革中的老问题，即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混杂在一起，产生了小额信贷的低效率。

　　对此，加强小额信贷机构的市场化运作，确实是正确方向，但问题在于，类似于尤努斯这样靠私人经营的、完全利率市场化的小额信贷模式，在我国难以完全适用。面对更加复杂的农村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较长的、多种模式共存的过渡阶段。

　　从根本上说，发展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应该首先区分三种不同政策目标。一是传统的“扶贫”，二是增加金融资源对农民的“可得性”，三是以市场化模式来增进金融效率。

　　对于第一个目标来说，应该是典型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通常表现为由政府担保的、对农民的无抵押贷款。这种业务应该由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来完成，并且完全退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而相应的贷款利率，应在专门立法等制度保障下，仍保持特定的优惠利率。对第二个目标，出发点是考虑到一个现实国情，即为数不少的农民面临的是借不到钱的问题，在农村金融资源高度稀缺的情况下，是否采取优惠利率并不重要。为了满足这样的政策目标，就需要在政府支持与市场化运作之前找到某种平衡。央行去年在山西平遥开始成立小额信贷机构进行试点，其贷款重点还是没有落在农户需要的“小额”业务上，因此也有待突破。

　　至于第三个目标，也是长期以来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的关键。一方面，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这类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持续经营，其最终要走向市场化，而不承担较强政策性的金融业务。相对放宽它们的贷款利率水平，倒是有可能使更多农民获得贷款，并取得双赢局面。另一方面，类似于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在我国民间金融中也并不罕见。由于信用地位限制，农民即使能获得贷款，也比市场利率高很多。这样，私人金融机构就从中获得了一定的盈利空间，发放略高于市场利率的贷款。我们需要做的，是让许多类似的农村民间金融走到阳光之下，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中，由市场力量来自发形成一个重要补充环节。

　　总之，只有全面看待我国农村金融问题，以发展小额信贷为契机，建立一套多层次、多目标的金融支持体系，农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才能获得持续的金融“血液”。

　　□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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