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阜平县沙湾窝乡下堡村是个人均只有六分地的贫困村，目前外债已有50万元，其中有一多半是修建一座桥时欠下的。

　　村主任顾胜利介绍，村民出入村必须经过村边一条河。2002年，三名村干部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30万，建起一座桥，至今贷款没还，欠包工队的八万元也没还上。顾胜利说，村里没有任何集体收入，靠的就是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但这些钱也给不全。按规定，下堡村每年转移支付为2万元，但去年只给了1.4万元，其中乡里盖办公楼扣了4000元，还扣了一些报刊费。现在银行30万贷款，一年光利息就得3.2万元，根本没法偿还，只能一年拖一年。

　　记者日前在河北、山西、内蒙古部分农村走访了解到，目前部分地区的村级债务不仅难以偿还，而且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其中，公益事业建设成为村级债务新债源。“一事一议”是税费改革后解决农村公益事业的主要方式，但是，对于贫困农村，村集体没钱，农民经济能力很有限，靠集资根本无力完成公益事业。河北省尚义县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5年农民纯收入为1890元。当地农业部门的干部说，要搞公益事业，不举债不可能，举债少了都不现实。

　　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德岭山镇乌镇村，村里今年修了一条8公里长的公路，上级拨付的捆绑资金每公里为13万元，剩余的近100万元，只能从村里工业园区的征地款中补足。

　　一些乡村干部告诉记者，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的薄弱是很难想象的。山西省栗城镇镇长张彦红举例说，镇政府所在地栗城村，3000多人口的大村却一点集体经济收入都没有。现在各地正在搞全国二次农业普查，不少农民对这件事还不了解，栗城村就想通过标语的形式宣传一下，但村里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最后还得由镇财政解决。

　　在记者采访中，许多乡村干部认为，税费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实惠，但也产生了一些不能忽视的“负效应”。税费改革前，乡村可以通过三提五统筹措资金，这些资金可以用于道路、农村水利等农村公益设施的建设。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公益建设资金短缺，国家财政负担不起，县乡财政也无力负担，这一块工作开展起来只能举债，进一步增加了村级债务。唐县长古城乡党委书记安同生介绍说，长古城乡有几个村盖学校时占用了村民的耕地，当时每年一亩地给农民1000斤小麦和1000斤玉米，取消三提五统一后，这部分补充费用村里就没法出。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举办农村公益事业的频率和力度必然成倍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加大新生债务的产生。河北省唐县长古城乡东足里村支书窦铁良介绍说，这两年村里搞建设，进行了道路硬化、绿化、村庄亮化等工程，欠下外债19万元，债务压得村干部都喘不过气来。长古城乡党委书记安同生说，按照规定，河北省村村通工程每公里上级财政拨款10万元，但实际上修一公里路需要投资15.5万元，不足部分就得由乡村两级来筹措，但目前乡和村的财政连吃饭都解决不了，根本没有富余的钱办公益事业，只能通过借债这条路解决。

　　被采访一些村干部说，他们也想为村里办点好事，但办事资金没地方来，除了借债就是村干部垫资。望都县东阳邱村支书王兵库介绍，他自己一直在外边包揽建筑工程，有一些积蓄，自2000年上任村支书以来，村里的大事小事都得他个人垫资，六年来已经垫付了20多万。但个人的财力毕竟是有限的，村里去年打了三眼井，花了两万多元，硬化路面又花了30多万。这些钱都是借的，合同上规定要三年还清，但事实上根本还不清，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由于村集体经济薄弱，一些村子急需解决的事无法解决，只能等上级部门投资。山西省左权县路家庄村前有一座桥，是村民出入的必经之地。1996年发洪水，这座桥被冲毁。此后十年间，村民也一直趟水过河。直到今年，上级有关帮扶部门才投资14万修起了一座“幸福桥”。路家庄村村干部对记者说，十年来他们不是不想修桥，而是没钱修不起，要不是上边拨钱，村民还得继续淌水出入村子。

　　被采访的部分乡镇干部认为，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资，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似乎并不明显。唐县长古城乡安同生书记说，中央说“十一五”第一年投入3000多亿用于新农村建设，但落实到一个乡基本体会不到，新农村建设还是基层自己搞。现在上级下拨的很多资金是通过项目下来的，但穷县没有启动经费很难争取到项目，富县却很容易。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原来贫困的地方就更加贫困。

　　也有乡镇干部认为，目前国家投入的惠农资金巨大，但相对于一户农民来说作用不大，有撒胡椒面的感觉。望都县黑堡乡党委书记王小来说，今年全乡种粮补贴共发放给农民80多万，每亩20来元，每户也就七八十元。这部分钱对农民帮助不大，甚至还抵顶不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他认为这部分钱应该集中起来，或者匀出一部分来，专门用于改善村面貌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更能体现这部分资金的价值。

(责任编辑：胡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