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也是开放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焦点问题。我们输出美国的是经济福利，而输入的是消耗和污染，而且我们出口赚来的外汇很多用于购买美国的短期债券，出口的是实际资源，又以变相信贷方式存在美国，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经济的行为

　　即将到来的这个圣诞节，“圣诞老人”从欧洲送来的一份“礼物”或许很难让我们一展笑颜。

　　12月10日，世界最大的集装箱货轮“爱玛·马士基号”将抵达我国深圳盐田港，这艘货轮将载着至少1630集装箱有待循环加工的废塑料、废铁返航，这些废旧材料将在中国被加工成玩具、电脑外壳等商品，并再度运往欧洲销售。

　　而一个月前，这艘被戏称为“圣诞号”的货轮首站抵达英国，并沿途驶经荷兰、德国、瑞典、丹麦、西班牙，为欧洲各国送去了圣诞礼物——1.1万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些曾被西方媒体广泛列举的物品包括：“5吨圣诞饼干、17集装箱玩具、1集装箱数码相机、1236小箱日历、10800件男式衬衫、1集装箱化妆品、65万个塑料包、12吨厨房用具、188.6万个圣诞装饰品、1939双皮鞋、9000双运动鞋以及T恤衫、裙子、皮沙发等。”

　　这也许能够描述出“全球化”的一个经典图景，在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世界里，“圣诞号”的往返，似乎也暗喻着中国在全球生产链条中所享受的利益与付出的代价。

　　高外贸依存度之忧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开始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并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不断攀升的贸易额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经济在扩大开放征途中愈加稳健的步伐。

　　中国目前稳居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之位，200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5000亿美元，至2005年已经猛增到1.4万亿美元。然而，伴随着WTO的一声“中国，请进”，中国开放步伐不断加快的同时，也为自身经济发展带来一定隐忧。

　　纵观近15年来的GDP及进出口贸易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外贸依存度（注：外贸依存度，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比重）提高了30个百分点，而中国加入WTO这一年，成为外贸依存度增速上升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相关数据表明，2002~2004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几乎以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即使2005年略有下降，也达到了63.89%。（见表）

　　事实上，持续增长的外贸依存度不仅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也表明国外市场需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

　　商务部国际贸易与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认为，我国实施开放式加外向型发展战略，主导了贸易依存度持续高攀，而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由我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出口导向以及加工贸易政策所构成。

　　对此，也有学者提出，由于我国出口产业中大多数是组装型的生产环节，增值率较低，如果用包含加工贸易的进出口额与GDP相比，计算出的外贸依存度夸大了国民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

　　“无论采取怎样的计算方式，我们都要正视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即使剔除加工贸易的影响，我也认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太高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日本在贸易立国时期，外贸依存度也没有超过20％，而我国外贸依存度增长速度过快，对外部依赖越来越大，将增加经济的系统风险。”

　　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将使得我国产品供给结构受国际需求和国际分工约束较大。一方面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另一方面过多投资进入加工贸易部门，也将导致产品结构长期停留在中低端产品领域。

　　成长中贸易大国之痛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对“中国制造”持有的观点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黄亚生曾表示。

　　“同时，加工贸易这种‘候鸟经济’是十分不稳定的，一旦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他们就会转移出去，选择具有更为廉价劳动力成本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张燕生说，“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需提升，若比较优势能够处于分工的高端，才真正会被国际市场所认可，并不易被替代。”

　　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中国制造”已经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模糊了其国家的生产要素意义。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看来，中国出口主要依靠加工贸易和外资企业的情况下，不指出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则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竞争实力，也模糊了出口增长的国民福利意义。

　　当跨国公司日渐成为全球生产的组织者和协调者，并实现按价值链组织全球分工时，也由此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低要素成本地区转移。从这个角度而言，不难理解，中国为何正逐渐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

　　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也逐年增加，相关数据显示，1995~2005年，中国实际到位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由375.21亿美元增长到603.25亿美元，并在2002年首次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

　　然而，令人担忧的一个事实是，由于跨国公司大量投资我国制造业，近70％的外资都流向了我国制造业领域，导致我国一些产业生产过剩、畸形发展现象。而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所导致的贸易关系变化，也使我国贸易失衡的情况越来越突出。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数据也成为欧美各国频频对我国施压和挑起贸易争端的把柄。日内瓦当地时间11月27日，WTO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反倾销统计报告。该报告指出，2006年上半年，全球新立案的反倾销调查继续呈下降趋势，而中国，仍然是全球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按新立案数目衡量，今年上半年，中国大陆遭到32起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比位居第二的美国多4.3倍，比2005年同期(23起)增加了9起，增幅高达39%。

　　诸多学者认为，与能够通过国际贸易规则及双边磋商进行解决的经贸摩擦问题相比，更让人忧虑的则是由“双顺差”所带来中国内部经济失衡，以及外资不断流入所造成的要素中市场价格扭曲。

　　目前，我国劳动力、土地、能源、水和环境产品价格扭曲，实际造成了资源外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参与外贸市场的人力超过上亿人，直接在外商投资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就有3000万~4000万。有学者指出，农民工在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缺失，是中国劳动力要素扭曲的体现，对农民工的低工资和保障制度的缺失等问题应倍加关注，反之，由于保障制度缺位，影响到国内消费不足、内需难以启动，进而造成整体利益流失。

　　对此，曾任摩根士丹利全球策略部主管的大卫·罗奇(David Roche)日前也撰文指出，中国经济依赖廉价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模式已进入“迟暮之年”。他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并非没有止境，从现在起到2009年，中国每年的劳动力人口增幅只有0.5%，此后将开始萎缩，而从2014年起，每年将以1%的速度减少。该文中指出，技术工人短缺或许已经导致工资标准被抬高，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工资水平已经赶上许多即将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在临近香港的深圳，企业工资水平已超过印度和印尼等竞争对手。

　　谋求均衡发展之变

　　事实上，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只能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启动模式，而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经济在开放的步伐中，必须面对一些深层次矛盾，并寻求均衡发展之变。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本月1日在“后WTO时代，中国与世界”论坛上就表示，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不平衡的经济，从定义上讲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因为没有很强的支撑基础，如果美国经济出现问题，中国经济也会出现连带的影响。

　　在张燕生看来，我国经济结构出现失衡也是开放过程中必须正视的焦点问题。“我们输出美国的是经济福利，而输入的是消耗和污染”，张燕生说，“而且我们出口赚来的外汇很多用于购买美国的短期债券，出口的是实际资源，又以变相信贷方式存在美国，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经济的行为。”

　　其实，伴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已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收益中大部分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了美国消费者，而美国则不仅可以从中美贸易中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其保持较低的通胀率，而且，将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回流中获得大量资金，促进其资本市场的繁荣。

　　“中国入世五周年之际，也应该正视和反省自身的矛盾，我们以往对外贸领域设计和实施的激励机制导向出现了偏差，这在进出口战略、进出口政策和进出口体制等方面都有所反映”，张燕生说，“中国应该调整原有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外需和内需究竟哪个才是根本，一个开放的市场应该获得怎样的收益，答案或许不言自明。”

　　一直以来，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聚焦东部沿海地区，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利用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但未见明显成效。相关数据显示，2001~2005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金额的增长速度为7.9%，而中部6省（晋、豫、皖、赣、鄂、湘）年均增速只有4.5%。

　　因此，这一矛盾不仅加剧了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且也进一步导致西部、中部地区的一些人才和资金向东部“倒流”现象。张幼文认为，当经济发展动力过度依赖于外部时，就会仅有“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而削弱经济地理的发展效应。

　　“当资源和劳动力向沿海流动，这一格局在发挥中国劳动力优势的同时，也增大了中国经济中的交易成本，这包括劳动力流动成本，沿海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内地发展困难增大等。”张幼文表示。

　　而在大卫·罗奇看来，中国从出口制造业转型为侧重内需的服务业尚需时日，这还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个人创造力，而在这个领域，即使是新加坡等相对发达的经济体都遇到了很大困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多元化贸易伙伴

　　尽管中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四位，但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左右，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自有品牌产品出口不到10％。对此，有专家指出，贸易增长模式转变的前提，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取决于中国的经济能力与人才储备。

　　12月3日，我国科技部公布了《“十一五”国际科技合作实施纲要》（下称《纲要》），根据这一实施《纲要》，“十一五”期间，我国国际科技合作将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中心，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培养和引进一批顶尖科技人才。在这份《纲要》中，明确鼓励中国企业和研发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到海外以独资或合资、合作形式建立研发机构、组建国际产业战略联盟。《纲要》中还提出，密切配合中国外交战略，积极开拓对外科技援助的渠道和形式，扩大技术输出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大卫·罗奇指出，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总的产出量、就业岗位和财富额会同步增长。然而，有专家认为，目前，对于中国不断攀升的贸易数据，最大的“风险”是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周后，首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将在北京举行，美国政府高官们预计将就扩大中国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能源合作以及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等话题与中方进行广泛对话。随着他们的足印渐行渐近，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也会一起来到中国？

　　事实上，有关主管部门也意识到目前中国外贸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日前，商务部发布了《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指出，当前中国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出口竞争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价格又是，贸易利益与贸易规模不相称。

　　为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商务部提出以自主创新为核心提高出口竞争力，提升对外贸易的综合效益，调整加工贸易发展模式逐步从代加工向代设计和自创品牌发展，并引导加工贸易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此外，商务部还提出要建立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相适应的外贸调控机制。

　　除美、欧等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外，中国也开始继续深化与其他贸易合作伙伴的战略关系。在此前闭幕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宣布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承诺到2009年对非援助规模增加一倍，力争到2010年中非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此外，对于已经实行了早期收获计划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双方在服务领域的谈判也将加速进行，力争在2010年如期建成自由贸易区。

　　一切仍在继续，一切仍需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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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