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五年

　　当WTO走进中国人的话语体系时，很多人没有料到，这三个字母对中国的影响竟如此深远！到今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满五周年。五年来，中国遵守WTO规则，信守承诺，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回顾过去，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展望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五年过渡期结束了，前面还有新的征程。

　　现场对话

　　加入WTO这五年是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得最快、也是最平稳的一个阶段。入世前我们担心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相反，很多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更好的结果出现了。总体来说，这五年是很平稳的。

　　平稳跨越五年过渡期

　　嘉 宾： 吴家煌 隆国强 刘光溪 傅星国 吕 博 程大为

　　主持人：赵鸿文

　　吴家煌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曾担任中国复关/入世关税谈判代表

　　傅星国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处

　　刘光溪 中国WTO法研究会副会长，教授，曾为中国复关 /入世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五年答卷令人满意

　　主持人：请大家先谈谈，怎么看待入世五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

　　吴家煌：如果用WTO的宗旨来衡量，我们的入世是成功的。WTO宗旨中有明显的几条：一要提高成员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二要保证充分就业，三要大幅度地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四要扩大货物和服务业的生产和贸易。按这些宗旨衡量，这五年来，我们的农村和城镇人均收入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就业状况没有恶化，就业队伍不断扩大；GDP增长率从2001年的8.3%到去年的10.2%，经济处于高速、稳定增长当中；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我们的贸易增长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出现这种好形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加入WTO无疑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发展。对于这五年，我们没有理由说不满意。

　　隆国强：经济贸易上的成就可以用“喜出望外”来概括。当初入世时，有人担心贸易出现逆差。五年下来，结果是顺差，一年比一年多。作为开放市场的结果，对进口会较快增长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出口能够连续保持在20%～30%这么一个高速。在全球贸易体系里面，这么大一个贸易体，连续五年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是没有先例的。

　　刘光溪：入世五年来，中国无论在宏观层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开放的扩大、涉外经济法律体系的调整适应方面，还是在中微观层面，如中介组织的建立、企业改革与企业主体的培育和确立等，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充分说明，中央做出的加入WTO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程大为：回顾入世五年，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企业在这五年的风波摔打中逐渐成熟起来。从原来不知道WTO，不知道什么是WTO规则，到现在主动运用知识产权战略保护自己，从被动到主动，中国企业慢慢成熟起来了。

　　主持人：如果给五年过渡期作一个描述，我们这五年过得怎样？

　　隆国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们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是一致的，是一种内在的要求。数据显示，加入WTO这五年是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得最快、也是最平稳的一个阶段。入世前我们担心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出现，相反，很多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更好的结果出现了。总体来说，这五年是很平稳的。

　　傅星国：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又惊又喜。加入WTO五年来，我们认真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清理了2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使我们的经贸体系与WTO规则相一致。透明度、非歧视等WTO所倡导的原则和理念逐渐为人们所认知。我们按照承诺逐年降低关税，完全取消了非关税措施，放开外贸经营权，开放了10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五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入世对我国影响深远

　　主持人：加入世贸组织无疑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从经济方面来看，入世五年对我国有哪些影响？

　　吴家煌：入世首先带来的是更大更深的市场开放。世贸组织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年来形成了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市场，我们大幅度地降低关税门槛，进入了这个市场，而且没有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和损害。入世后，关税税率虽然降低了，但并没有影响国家税收，我们的税收这几年一直在增加。1992年开始谈判的时候，我们的平均关税水平是43.2%，征得关税212亿人民币。入世那一年平均关税水平降到了15.3%，征得关税840亿人民币。2005年平均关税水平降到了9.9%，关税增加到1066亿人民币。总体来说，降低关税门槛是值得的，积极方面要远远超过消极方面。

　　主持人：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其他方面的影响还有哪些？

　　隆国强：除了物质层面的影响，我们更要看到制度上和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更有利。一方面，加入WTO有利地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这个体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还有政府管理体制，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搭建了一个法制化的基本框架，这个影响是深远的。另一方面，从加入WTO谈判开始直到今天，特别是这五年，也是全民的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应该说，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比较缺乏全球的开放的意识，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进行一种思想解放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对我们今后的发展受益无穷。

　　吕博：加入WTO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加入WTO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套外来的游戏规则，而且这套规则得到了国内立法机构的认可。WTO规则对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职能转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现在，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就得考虑我们向世界承诺了什么，不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尤其是在加入后的前八年，WTO政策审议机制要每年连续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审议，并做出评价和提出意见。另外，WTO的协商一致原则和透明度原则等，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刘光溪：在入世前后及这五年来，围绕着世贸组织以及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影响展开了一场场经久不衰的大讨论。这些讨论与争鸣所涉及的文明理念和先进思想，悄无声息、潜移默化地撞击着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思维、传统意识和传统观念，甚至改变着我们的日常文化与生活习俗。这种撞击和影响是无形的，也是最深刻的，它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远远超出了关税减让、服务业和农业对外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体制法制改革与调整等带来的影响。中国入世在带来有形的门（市场）开放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无形的心扉（思想观念）对外开放。

　　程大为：入世最大的改变是对中国人思想的改变。过去的五年是我们接受外来思想较多的一段时期，未来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可能是我们以更有创造性的中国文化思想来影响和改变世界的转折时期。我们提出了和谐理念，这个理念也可以运用到WTO体系中，有可能引导WTO思想发生改变，比如用和谐理念对公平进行重新定义，将来国际上有可能顺着这个理念改变贸易立法的思想，改变贸易争端的解决方式。

　　还有许多“功课”要做

　　主持人：总结入世五年，我们有没有什么教训和问题值得反思？

　　隆国强：入世五年的教训，我个人认为，就是在加入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产业的竞争力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判断，缺乏一点自信。这会影响到以后谈判的进展。对于今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谈判，我们要从宏观上把握利弊得失，更需要对不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客观的、动态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专业性的，一定要超越特定利益集团的诉求。行业内总是希望打开别国市场而保护自己的市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国家的决策一定要在充分听取行业内意见的基础上，超越局部利益。

　　刘光溪：中国入世五年了，但是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正式成员，中国这个国际贸易博弈主体与有竞争力的博弈主体的距离还比较远。具体表现为：国内对WTO的认识还是滞后；源于农业文明的中国文化面临着与WTO文化接轨和调整适应的问题；基于计划经济基础的对外谈判体制面临如何适应现行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改革的问题；如何处理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两种趋势引发的区域合作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问题；如何对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中国经济进行战略管理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有效进行国际贸易博弈、捍卫国家利益并取得互利共赢博弈局面的瓶颈。

　　主持人：五年过去了，国内国外变化很大，我们站在一个新起点上，怎样在此基础上认识WTO?

　　隆国强：经过多年发展积累，我国国力日渐增强，国内对进一步改革的呼唤更加强烈，对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要求更加迫切。现在我们是全球第三大贸易体，对国际来说，中国既是一个机会，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害怕你，担心你，又期待着通过和你的合作来抓住机遇。我们大力提倡建立和谐世界，这是我们和谐社会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延伸。站在新的起点讲进一步对外开放，我们的战略非常有必要进行调整，必须把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转向产业结构升级。今天我们看WTO，应该认识到，一个更加开放、更加稳定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符合中国发展战略的。过去二十几年里我们从中受益，未来随着竞争力的提高，我们更应该维护和推进这个体系。

　　主持人：展望未来，我们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

　　刘光溪：虽然中国名义上已经在WTO门槛之内了，但是理念思想在某些方面还游荡在WTO之外，对WTO所倡导的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文明成果，如公开透明、开放竞争、企业主体和诚实守信等价值理念尚缺乏深入的理解，严重制约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博弈的强度和广度。五年过渡期结束了，对中国来说，在今后按照国际规范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大环境下，减少政府不必要的干预，清理各种不合理的隶属关系，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城乡统筹，重塑政府的有限职能作用以及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和谐关系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任务，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可持续性，也关系到中国面对WTO和全面开放的环境是否能成功地应对各种挑战。

　　傅星国：五年过去了，再往前走，WTO面临着深水区，我们自己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需要思考自身的定位问题，作为WTO成员，在WTO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其他WTO成员期待我们在WTO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要考虑与其他成员的和谐关系。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性地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在这方面，需要重点研究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如何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此外，我们还要继续建立和完善符合WTO要求的法律体系，加强各个领域的工作。

　　吕博：就业安全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中国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只有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对我们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国际劳务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争取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对我们特别重要。在劳务市场开放上，阻力主要在发达成员, 他们为了减少本国失业，政府和各种行业协会、同业工会等组织都在竭力排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务。所以我们在服务贸易谈判过程中应坚决要求发达成员在劳务市场开放方面做出让步,以此来换取发展中成员更大的市场。

　　程大为：今后我们相对缺乏的是微观层面的人才，特别是企业里更缺乏。一类是真懂WTO规则的人才，另一类是娴熟掌握公共关系运作的人才。除了人才外，企业的国际意识也有待提高。经过五年摔打，我们的企业虽然对WTO规则有些了解了，但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出去跟别人竞争时，还是缺乏经验，缺乏国际意识，缺乏国际运作的能力。

　　学者专论

　　五年过去了，“狼”不但没有来，我们的企业反而变成了让外国企业恐慌的“狼”。WTO实实在在地把中国企业引入了全球制度体系，中国企业逐渐学会了运用规则在全球体系中成为真正的竞争者。

　　程大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首席专家

　　吕 博 商务部研究院世界经济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企业规则之旅未到竟时

　　□ 程大为

　　入世五年了，如果要问这五年对于中国企业意味着什么，可以用一句话回答：这五年是中国企业的规则之旅。加入WTO前，中国企业对WTO并不十分了解，大声疾呼“狼要来了”。五年过去了，“狼”不但没有来，我们的企业反而变成了让外国企业恐慌的“狼”。中国加入WTO不但使中国企业拿到了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入场券，更重要的是把中国企业带入了全球制度体系。中国企业能够在相对稳定、透明、有法可依的环境中发展，经营、运作也受到了国际规则惯例的约束，并逐渐学会了运用规则在全球体系中成为真正的竞争者。在这个新体系中，中国企业学会了规则意识，并实现了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的能力转变。

　　中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5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有成绩、有增长就要受到打压，中国已经连续11年位居全球贸易摩擦目标榜首，而所有贸易摩擦的直接受害者就是企业。在中国加入WTO前，中国企业对WTO规则是陌生的。1988年和1992年，欧盟两次对中国彩电进行反倾销，由于中国企业不应诉，中国彩电基本上被赶出欧盟市场。加入WTO五年来，中国企业实现了从“不应诉”到“积极应诉”的意识转变。近几年来，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的总体应诉率已经达到60%～70%，其中，涉及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我国企业的应诉率达到100%，这一比例在全世界属于高水平。

　　不但意识转变了，中国企业的作战能力也提高了，实现了从“束手无策”到“主动进攻”的转变。中国企业开始由五年前的被动挨打转为主动出击。2003年7月，WTO专家组报告认定美国政府对进口钢材征收高额关税违反了WTO规则。这是中国第一次利用WTO有关条款解决贸易争端，也是中国入世后的第一次胜利，而这个胜利和宝钢、攀钢等企业的积极参与分不开。

　　中国企业还学会了合作作战，行业协会的作用得到提升。中国行业协会在入世五年里做了相当大的调整，逐渐由官办走向民间，正成为企业的代言人。在浙江温州，行业协会领导一般由会员民主选举，经费取之于会员，协会在贸易争端解决过程中起到了领军作用。温州烟具协会曾联合温州打火机企业打赢了欧盟打火机反倾销案件，被视为行业协会参与WTO事务运作的经典。

　　入世的头五年是从了解到实战的见习期，中国企业在经历风风雨雨后逐步成熟起来。但是，我们的企业还远不是规则之旅上的优秀竞争者，做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五年。

　　能够驾驭规则的企业必须具备战略眼光，而我们的企业还很难看清楚五年后的事情，缺乏战略性竞争能力。欧美企业能够判断出近几年甚至十年的产业发展趋势、企业竞争态势，能够运筹帷幄地设计竞争战略。2005年中美中欧纺织品争端不仅仅是那一年的问题，欧美企业为了防止全球配额取消后中国的竞争优势，早在十几年前就着手防御了，而我们的企业还不具备这种能力。

　　能够驾驭规则的企业必须有良好的人才储备。一要有懂得WTO的法律人才，这样才能防御、进攻皆得心应手；二要有能够和政府、外国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沟通的外交公关人才，这样才能把握掌控各个环节。目前，拥有这两种人才的企业还不是很多。

　　能够驾驭规则的企业必须是国际化的，能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打通起来全盘考虑，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熟悉世界规则及各国的政策法规。这对多数中国企业来说仍是苛刻之求，中国企业走出去依旧面临重重困难。

　　中国企业的规则之旅还远远没有结束。我们希望再经过几年的摔打历练，中国企业在未来的规则之旅中能成为规则之舟的熟练驾驭者。

　　专家建言

　　避免贸易摩擦与解决贸易摩擦同样重要，而且意义更大。如果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不仅对东道国有利，也可缓解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紧张，并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些贸易摩擦也可迎刃而解。

　　贸易摩擦需妥善应对

　　□ 吕 博

　　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势头更为强劲。出口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麻烦，在国际上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反倾销是中国面临的主要贸易摩擦。据统计，2002到2005年4年内，中国共遭受反倾销案件209起，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

　　当前国际对华贸易摩擦呈现一些新特点。一是针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的国家由以发达国家为主演变成为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印度、阿根廷、土耳其、南非、墨西哥、秘鲁和巴西最突出。如2006年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巴西、土耳其分别对中国纺织品提起特保和反倾销调查。众多国家同时针对同一产品反倾销，给人一种中国产品触犯众怒的感觉。二是对中国出口影响较大的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主要是发达国家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知识产权摩擦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超过了反倾销。如2003年2月欧盟针对机电产品颁布新规定，对2/3的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造成重大影响。三是贸易摩擦波及我政策和体制层面的深层次问题。目前发达国家同中国的贸易摩擦除了针对产品及其价格外，已经开始涉及到中国的体制和制度，从传统的一般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吸引外资、对外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领域；从针对企业或产业某些产品为对象转向针对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因素，将单纯的贸易问题转向社会保障、劳工福利、货币汇率、财政政策等领域，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多个国家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攻击。

　　对于频频出现的贸易摩擦，我们需要理性看待。随着我们与世界经济接触、融合范围的扩大，摩擦和纠纷增加是正常现象。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出口增长，在为全球贸易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压力，这是引发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但这并非中国政府或中国企业的过错，而是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中国的许多产业也正面临着同样的困难。

　　贸易摩擦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妥善解决。

　　一要妥善应用WTO规则，重点解决中国与几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大都没超出WTO框架，以反倾销为主，而且主要集中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即使同样作为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较多的国家，情况也不一样。土耳其、南非、墨西哥与中国贸易中存在较大逆差，但印度、阿根廷、秘鲁、巴西是在双边贸易中存在绝对顺差的情况下与中国发生摩擦不断的，应作为重点解决。

　　二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磋商，积极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虽然也存在WTO框架下的分歧，但很多摩擦都已经超越了WTO已经制定的规则，比如社会保障问题、劳工福利问题、货币汇率制度问题、财政政策等。对于不合理的要求，中国政府可以置之不理。但为了进一步完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应积极参与磋商，以便就未来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方向达成共识。

　　三要尽量避免贸易摩擦。贸易摩擦固然有保护主义的因素在里面，但不少中国产品在国外遭遇反倾销是因国内产能过剩、市场秩序混乱引起，是国内问题在国际市场的延伸和反映。近年来，中国政府为避免中国企业内讧，采取了很多出口自我约束机制，比如对部分产品通过征收出口税、实行出口配额管理等，取得了积极效果。但不断完善国内的法规制度，仍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避免贸易摩擦与解决贸易摩擦同样重要，而且意义更大。如果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不仅对东道国有利，也可缓解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紧张，并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有些贸易摩擦也可迎刃而解。近年来一些彩电企业在国外建立分支企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有效地避免了贸易摩擦，其经验值得借鉴。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