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仅一年时间，上证指数翻了一倍，但谁也不会认为上市公司业绩也翻了一倍。近期的放量上涨，恐怕主要由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两个因素推动。然而这两个因素去年这个时候就已存在。因此可以说，一年多来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扫除了证券市场最大的制度性障碍，提振了市场信心，从而推动股市迈入比较良性的上升通道。

　　这就是改革所解放的“生产力”，换言之，公平与透明带来了效率。中国市场潜力如此之大，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在任何地方作出哪怕很小的制度调整，都可能产生强大的改革效应。在我看来，所谓“机遇”，也许这就是最大的机遇。我们应当趁此加快扫除各领域的制度性障碍，惟有这样，我们才对得起历史的眷顾。

　　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使我联想到另一个未完成的改革例子：“费改税”。这个话题起码说了15年，但到现在仍没有进展。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燃油税”几乎是每年“两会”的热点议题，关于它的新闻和评论层出不穷。15年过去了，情况依旧！而直到2006年11月底，还有政府部门官员专门为此辩护。连一个燃油税改革都这么难，那些涉及万千乡镇干部饭碗的农村税费改革，可想而知是何等艰难了！

　　改革在多数情况下会在一段时期内造成某种暂时的“紧缩效应”，这加重了预判中的改革风险，也为反对者增添了砝码。每次讨论到“燃油税”改革，总有人提出忧虑———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居高不下，改革后的成品油价格公众将更无法承受；收缴燃油税致使拥有公车的各级政府和事业单位增加巨额支出，甚至可能使很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入不敷出；税费之间的转换，将迫使地方和中央之间在财税方面的事权进行重大调整，而相关准备还没有做好……

　　股权分置改革走过的路也不平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不断有要求全流通的呼吁，期间人们也有不少担忧———流通量放大使股市进一步萎缩甚至崩盘；补偿办法无法设计得尽善尽美、皆大欢喜，不是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就是引发股民不满和骚动……幸运的是，股权分置改革没有重蹈“费改税”的覆辙，最终还是下决心推了出来。当然谁都知道，这个“决心”其实是不得不下的。事实证明，全流通没有使天塌下来，谁还会在乎那些负效应呢？今天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一下：如果早3年股改，也许我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现在小得多。那么，对于同样棘手的“费改税”，我们是否也要等到不得不改的那一天才“下决心”去改呢？

　　归根结底，改革牵涉到既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而必然触发既有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而所谓“风险”，就是这些反弹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伤害。改革的目的，是把原本“内卷型”的制度改成“外扩型”制度。拿“分配蛋糕”的比喻来说，现在一些制度是：谁掌握了切割刀，谁就拥有分配权，这个制度鼓励人们去夺刀而不是制作蛋糕。但如果进行改革：根据出力多少来决定所得份额，那么势必鼓励人们把力气花在做蛋糕上———这是一项既能做大蛋糕，并最终使每个人得益的改革。但它的推行，一定会遭到当下正握着切割刀的人的强烈抗拒。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握刀人也不再反对改变的那一天才开始改革呢？

　　股权分置就是一种鼓励国有企业在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攫取社会资源的“内卷型”制度，而“费改税”则正是一种规范政府行为、减轻纳税人负担的“外扩型”制度设计。如果说实施“燃油税”改革会有巨大风险的话，我也可以举出无数的理由说明它有巨大的好处。且不说财政体制的问题，就拿我们正在倡议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来说，“燃油税”至少是一种鼓励少用车、有利于节约的，而不是一种鼓励多出车、倾向于浪费的制度设计。

　　从近30年改革历史看，凡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举措，不仅不会因为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对社会造成重大的损害，反而会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最终赢得所有人的认同。反之，越是犹豫不决，付出的代价可能越大。因为当下这样的大好时机并不会一直存在。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