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位、环境、基础设施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为了同邻近地区进行“招商引资”的竞争，很多地方都只能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

　　仲大军感到很悲哀。

　　数个月之前，国内某家外贸研究机构，给他发出一份邀请函，请他在其主办的WTO年会上，作一次主题演讲。于是，他写了一份4000多字的报告。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在年会召开前几天，主办方又不让他发言了。

　　“可能是因为我的发言，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仲大军不无忧虑地说。

　　仲大军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创办的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颇有影响力。高梁、王天灵、孙立平、袁剑、陈平等学者，是这个研究中心的常客。

　　这个研究中心的观点是，中国政府对待外资的政策，迫切需要决策层和学界反思。其中，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当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随着形势的变化，相关政策也要适当地改变。”仲大军说。

　　危及产业安全？

　　11月，大军经济研究中心曾刊发一篇文章，文章称，过度利用外资将为中国经济带来隐患。作者是旅日学者王天灵。此时发表该文并非巧合。中国正式签署入世文件，就在5年前的11月。

　　王天灵在文章中表示，外资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直到四五年前，外资通过设立出口生产型企业，带给中国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外汇。

　　但在最近这些年，当中国逐渐富裕之后，外资在中国设立的生产、销售和开发机构，主要是将生产出的产品卖到中国市场。

　　在王天灵看来，前一种投资方式是“让中国人赚钱的对华投资”，后一种投资方式是“赚中国人钱的对华投资”。这后一种投资方式，“很难说是一种让中国致富的投资”。

　　王天灵表示，外资通过后一种投资方式，已经将中国国内市场“席卷一空”。而这个市场本应是民族企业的坚强后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为王天灵的观点提供了证据。这些数据表明，在诸多外资优惠政策，以及“超国民待遇”的助推下，在中国已开放的所有产业中，排名前5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

　　比如，在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附庸的下场可以想像的。你拿小头，利润都被别人拿走了。这样国家怎么能发展起来？”

　　宏观政策相对滞后

　　仲大军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宏观政策的滞后性。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可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概念，比如创汇、招商、引资等，现在依然被政府看作是重要使命。

　　其中一个主要表现是，在地方官政绩考核方面，引资仍然被当作重要标准之一。《财经时报》采访时发现，在许多地方，引资指标已经被层层分解，直至县、乡一级。

　　许多地方政府给予外资的优惠政策，除了中央规定的项目，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土政策”。比如，承诺固定收益、给予负地租，强征土地大搞开发区，建设高标准的基础设施等。

　　“另外，虽然吸引外商投资成本较高，但与任期内扩大就业、创汇、增加税收相比，给予外资更为优惠的政策，显然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一位经济学家对记者说。

　　据记者了解，在外资占GDP总量25％的某大城市，除了市内6区和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山区某县，剩下的11个区都有至少1个开发区。

　　在如此近距离的范围内，有如此多的相似定位的开发区，吸引外商投资时，如果单纯强调园区优势显然已经不灵，“杀价竞争”成为唯一的出路。

　　除了最常见的“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免出口产品增值税、地方所得税以外，各个开发区还从土地使用费、基础配套费等方面入手，尽展“比较优势”。

　　如果是大中型项目则优惠更多，比如某大城市南部的一个经济开发区便规定，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或15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大型项目，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高科技项目，资金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项目，成片开发土地建园中园的项目，还可对企业实行更优惠的政策（即一企一议）。

　　环境污染优惠

　　为了吸引外资，各开发区甚至不惜互挖墙角——上述开发区就规定，从区外迁入该区并在该区注册经营纳税的企业，凡剩余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按新建企业对待。在这一政策激励下，2004年这个开发区迁入企业13家。

　　其结果是，占这个大城市工业产值总量的51％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仅为全市总量的17％。

　　《财经时报》采访时还发现，许多地方政府除了明面优惠之外，还在暗处给予外资某些优惠。比如，在环境评测方面“网开一面”。

　　安徽省环保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在阜阳市颍泉区工业园，有32个在建项目未经环评，颍东区有14个在建项目未经环评；界首市有19个在建项目未经环评。

　　国家环保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工业园区企业不环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在重点企业门口挂“保护牌”，执法部门连门都进不去。

　　而山西省则干脆出台一份法规。其《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实施意见》，规定了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封闭管理”。

　　根据这份《意见》，除国家法定检查（稽查）外，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任何部门及个人不得进入，对“封闭管理”的挂牌企业进行检查。对这些挂牌企业有针对性地进行违规检查的，检查部门应于进入企业检查的前一天，将事由以书面形式报告省人民政府，检查过程中重要事项随时报告，事后将详情以书面形式报告省人民政府。

　　仲大军对《财经时报》说，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需要有一段时间，因此，宏观政策的出台具有滞后性。具体到修正“超国民待遇”政策，“恐怕至少还得三四年”。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