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次经济战略对话即将在北京举行。据悉,对话的主要议题有三个,即人民币汇率、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开放。这三个问题在两国之间及各自国内都是重要的,人们期待这次对话能够取得进展,相信也会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我认为,这次对话的最大看点,不是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在经济战略层次上,对话所侧重的不是细节而是两国经济交往的总体框架。 也就是说,此次对话与以往多次进行的对话不同的地方,是其战略性质,其所达成的共识应当是战略性质的,不妨将拟议中的这一共识称之为北京共识。
去年8月,两国举行了中美对话。不过,对于那次对话,两国媒体有着不同的表述,中国媒体称作“中美战略对话”,而美国方面则称为“美中对话”,少了“战略”二字。美国的解释是,只是在盟友之间才使用“战略”一词。而这次经济对话加上了“战略”二字,在前述语境下看,中美关系显然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尽管战略对话仍只限于经济领域,但毕竟显示了中美关系上了一个台阶,在经济领域两个国家开始了战略合作之旅。
经济战略上两个国家间的需求乃至相互依赖,不始于今日,但于今为甚。目前的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其长期前景已经显现出来。一个权威的预测是:发展中的四个经济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35年超过发达的七国集团。最迟到2042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老大。届时,国际经济的版图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现在的七国集团中只有美国和日本还能保留在前七名之内。当然这只是一个长期预测。而就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的倾向愈发明显,其中中美经济的失衡尤其突出。全球化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推动着全球经济进入大变动、大重组的历史性阶段。正如历史上类似时期所发生的那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纷纷出现了保护主义反应。最极端的情形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主要大国几乎都采取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措施,在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和货币政策(1930年)宣告了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终结。这样的教训应当为后来者所汲取。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拐点上进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负有探索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重任。面对目前经济失衡的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声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一个新的广场协定(1985年)。这些观点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是显示国际经济秩序需要重建的征象。从美国方面来讲,新的经济秩序就意味着将中国“融合进来”。那么,中国融入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鉴于历史的教训,我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自由和开放的市场经济。两国都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因为这是两国经济健康发展都需要的一种公共物品。美国的一些人士认为,失衡的责任在于中国,因此敦促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这种把中国当替罪羊的做法,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比如美国的逆差和赤字问题就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中国。战略对话所要追求的是在公共物品层次上取得共识,而不是找替罪羊。
从现实政策和战略方向两个方面看,中国都是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自由贸易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入世前的平均42%,下降到平均2.5%。自2002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美国最大的纺织产品供应国地位,2005年的市场份额超过了第2-6位供应国(地区)的总和。与2002年相比,2005年中国纺织产品对美出口增长了238%,年均达60%。显然,中国获益巨大。最近几年,中国以空前的热情在地区层次上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目前世界所感觉到的“中国因素”,基本上是自由贸易引起的。因此,中国没有理由采取保护主义的战略。中国不是放弃、收缩融入战略而是采取措施完善、巩固这一体系使之可持续地发展。
因此,从长期来看,中美之间都存在着对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底线共识。美国是这一体系的创建者和支持者,中国是这一体系的新来者,二者的战略合作对于这一体系的维持以及和平调整至关重要。这样的共识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有了这一共识,双方才可以坦诚地交换看法,并制定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步骤和政策。 (责任编辑:孙可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