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特刊·新国富论

　　本报记者 张凡 谭昊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也许正是人性中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再导演着历史的轮回。500年前人类财富史上全球化的开幕，正是始于当时葡萄牙人对于远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物质财富的狂热——这一切与多年后东方诗人海子笔下的意境不谋而合。

　　这是一艘神奇的财富之船。

　　1732年，当时世界最大的三桅帆船“哥德堡号”从北欧的瑞典出发，历经18个月的航行抵达广州。在这个当时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上，“哥德堡号”一次装载的中国商品的价值，就超过当年瑞典的国内生产总值。可惜巨大的财富引起海神的嫉妒，1745年，在最后一次满载返航时，“哥德堡号”不幸触礁，连同满船的中国茶叶、丝绸、瓷器一道，沉没在距目的地港口只有900米的海底。

　　过了200多年，当人们将沉船内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中国商品打捞拍卖后，发现不仅收回了全部打捞费用，剩下的钱还可以再造一艘同样的船。

　　于是，财富之船复活了。2006年7月18日，“哥德堡号”高高的桅杆再次出现在珠江口的海平线上。在亚热带的阳光照耀下，广州市民倾城而出，欢迎这穿越时光隧道而来的客人。

　　4个月后，2006年12月11日，中国结束了加入ＷＴＯ（世界贸易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完成了她融入全球化时代的成人礼。

　　260年的时空深遂而漫长，浩瀚的海洋上财富之船去而复返，从东方到西方，又从西方到东方，仿佛在传达历史的一种巧妙的暗示。

　　自由贸易的开端：英国制造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尼古拉斯·克拉夫茨教授说，“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之后，我们才进入了自由贸易的时代。”

　　就在“哥德堡号”第一次从瑞典出发的30多年后， 英国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响亮地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从此奠定了自由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斯密所提出的控制经济生活的看不见的手，是指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这种自发调节机制，如同有一只高明的手在背后操控。

　　如果说《国富论》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思想基石，那么詹姆斯·瓦特发明的“万能蒸汽发动机”，则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技术核心。

　　1765年，一种全新的蒸汽机在瓦特的手中诞生，这种蒸汽机不仅比原来的蒸汽机少用大量的煤，而且使人类从此开始拥有自己创造的动力，而不再受制于大自然。这解决了工业化的核心问题。

　　《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认为，蒸汽时代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推动着业已领先的英国继续前行，让这个小小的岛屿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进一步地超越了其他各国。

　　除了技术层面的变革，一种能大大提高效率的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也率先在英国出现。原先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工作，被分解为专门的工序，每个工人只需完成特定的一道工序并不断重复。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的各个行业相继实行了工厂化，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发生变化。整个英国仿佛形成了一个被源源不断的力量推动着高速运转的链条。

　　利用自身首屈一指的工业优势，英国开始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逐步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率先采用取消贸易限制的办法来扩大国外市场，也就是用取消别国产品输入英国的限制，来换取别国取消对英国产品的限制。自由贸易成为英国的国策。“英国制造”从此在更大的世界市场里长驱直入。

　　到1850年时，英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60%；铁产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煤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二，棉布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ＷＴＯ下的中国：第二个世界工厂

　　一个美国家庭在2004年到2005年进行了一个“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生存试验，结论是“以后10年我们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哥德堡号”上一次来华的18世纪，也是中国一个闪闪发亮的黄金时代。当时每个英国家庭平均每年要花十分之一的收入消费用银元进口的中国茶叶。广州珠江南岸织机工场出产的丝绸，在欧洲上流社会成为富裕和地位的象征。

　　无数18世纪最先进的三桅大帆船不惜花费一年的时间躲过好望角的风暴和马六甲的海盗，以减员20%的代价走完通往中国的高利润航线。在1765—1766年度，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值是英国输出中国商品值的302%。在自然经济单向的朝贡体系下，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缺乏需求，英国人为拿什么出口商品平衡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而头痛，最后，他们选择了中国人唯一想要的西班牙白银，中国由此成为世界白银的流入地。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那时是金山珠海，堆满银元，以致在1822年的大火灾中，被烈火熔化的洋银满街流淌，一直流到一二里地的城外。

　　悠悠繁华大梦，跨越东西大洋流动的财富洪流，随着地球的公转流淌多年，直到那个巨变的早晨到来。

　　19世纪初的中国虽然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它衰老的自然经济肌体内难以生成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大生产，剩余财富缺乏保值增值的渠道，唯有转化为对土地的购买力。有了钱就买地，土地兼并引发农民起义，剩余财富因缺乏出口而积聚成对社会平衡的破坏力，只有通过一代一代的王权战争把它们强行“爆破”掉，才能恢复平衡，再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发展—毁灭—再发展—再毁灭”是自然经济摆脱不了的轮回宿命，财富就在这样的循环中沉淀、板结、挥发。

　　而当时的英国，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使财富的培育机制被彻底更新。在市场体制作用下，货币资本经由大机器生产环节再回到货币资本，社会财富获得了爆炸性增值的崭新出口。道光皇帝的财富来自地租和赋税，维多利亚女王的财富来自大机器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和利润。前者受土地和人口总量所限，是有限和不能发展的，而后者是资本和技术所造就，是无限和可发展的。

　　国际财富分配的格局，由此发生根本性的颠覆。

　　大机器生产催生了全球化的市场。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将中国强行纳入全球化市场，廉价工业品倾泻到东方，曼彻斯特的机器纺织品把中国的手工棉布作坊打得粉碎。伴随着大倾销，滚滚白银从中国倒流回英国。富可敌国的十三行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下化作灰烬，行商们被迫替战败的朝廷缴付了高达500万银元的战争赔款。在经历了40和5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和90年代的甲午战争后，短短半个世纪，中国从昔日的世界富国迅速沦为了穷国。

　　痛定思痛的中国人，终于也学会了“货币—大生产—货币”的财富增值秘笈，以1872年陈启源创办国内第一家缫丝厂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通过发展大机器生产参与全球财富分配的努力。但此时已是英国工业革命百年之后，国际市场形势已变。市场中心国家通过控制外围国家的海关，压低初始产品价格，操纵市场规则，用世界霸权培育起超强的国际垄断资本，完全把持了全球市场。中国弱小的民族资本，无力与炮舰和特权支持下的国际垄断资本竞争。一个个民族工业的“大染坊”，被侵华日军的炮火和40年代美国战争剩余物资的大倾销所吞没。

　　之后一段时间，中国人选择了计划经济道路——通过革命重建国家主权，运用政权力量，让中国在一个阶段内脱离由发达国家操控的国际市场，脱离不利于穷国的游戏规则，在一个没有外来冲击的港湾里闭关修炼，快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中国通过50年代的所有制改造，在一个时期内剥夺私有产权，将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压到最低，把全部资源掌握于国家之手，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

　　但强行与市场脱轨的办法代价巨大，一极独强的国家资本只能奠定工业化的基础，而无力单独完成强国富民的任务。国家的复兴还需要借重民间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力量。而要调动这两种资本，就唯有重返市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重启市场机制，经过20多年的转轨，2001年12月11日，走完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程序。

　　脱轨年代积累的强大工业基础，一经与全球化的市场结合，立即转化为庞大的生产力，为中国夺得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当“哥德堡号”再次来华时，加入WTO五年的中国已崛起成为一座新的“世界工厂”。从2002年到2006年，入世后的中国出口额年均增长超过20%。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最新数据,2006年前11个月全国出口总值达8750亿美元。

　　和当年的英国一样，今天的美国也在为拿什么出口商品平衡巨大的中美贸易逆差而烦恼。在强劲的出口驱动下，2006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一如她当年成为白银的集中流入地一样。

　　新国富论：挑战与机遇

　　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将中国的衰落归因于：第一，鄙视对外贸易；第二，行业垄断，缺乏公平竞争；第三，合约执行机制缺乏；第四，产权保护不足。200多年后的今天，一切已经不一样了。

　　历史虽然惊人相似，但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

　　当中国人挟强大的物质生产力重返全球市场时，却发现，“货币—大生产—货币”链条的财富增值效应已经递减。在全球化的力学作用下，原来基于物质生产能力的财富分配游戏，又在发生新一轮巨变。

　　随着世界各国产业竞争白热化，物质生产获取的利润日益微薄，从上世纪90年代起，财富增长的重心逐渐开始游离物质产品生产。追逐利润的资本也开始游离生产线、厂房等有形资产，向品牌、技术、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集中。

　　典型的例子如耐克公司。耐克是没有制鞋车间的鞋业公司，耐克的经理们坐着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把设计好的样品和图纸交给不知名的生产商，要求它们根据耐克的标准体系和设计要求进行生产，最后验收产品，贴上“耐克”的商标，销售到每个喜爱耐克的人手中。

　　像耐克、戴尔、GE们都采取了“哑铃式”结构——它们只保留企业中增值最大的技术研发和销售功能，而将其他的功能虚拟化，通过各种方式结合外力进行整合弥补——这种模式，赚取了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所在。

　　而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新的游戏规则也随之出现。越来越大量的资本游离物质生产部门，向证券、股权、债券、基金、房地产等虚拟资产转移。70年代初35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脱离黄金，世界货币体系脱离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如脱离了束缚的风筝扶摇直上，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

　　从货币回到货币，中间无需再经过物质生产和流通环节，资本便可实现增值，这是一种新的财富游戏。1997年全球年金融产品交易额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GDP年总值的70倍。市场中心国的经济主体正从物质产品部门转向金融产品部门，迈向“虚拟经济”时代。

　　制造业环节利润的降低，以及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让中国在入世后的五年里感受到新的强烈冲击波。

　　在美国纽约54大街销售的"BOSS"品牌衬衫，价格120美元，渠道商分得利润的60%，品牌商占到30%，而中国制造商只得10%，并且还要为抢夺这10%而不惜报出总价值8%的低价。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物质生产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中国，使中国不断创下巨额贸易盈余，2006年前三季度，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099亿美元，超过2005年全年，比入世时的2001年增长3.5倍以上。贸易平衡的压力越来越大，人民币兑美元连创新高，2006年12月4日，人民币升破7.83关口。

　　由于在欧美的物质生产领域越来越难找到投资机会，在虚拟经济中膨胀起来的富余资金像饥饿的虎群涌向世界各地。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过剩资金在2006年掀起流动性的洪峰，涌向中国的股票、债券、黄金、汇市、地产，引发了中国虚拟资产的升值井喷。在超过300亿美元境外增量资金顶托下，2006年的中国股市重新返回了入世当年的2000点大关，丰厚的收益让国际基金的猎手们如痴如醉。跨国公司也趁势加大对中国企业的股权并购力度。

　　尽管在融入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但越来越多的目光已经在重新打量这条东方的巨龙——在他们看来，机遇显然要远远大于挑战。在国际投资银行高盛于2003年发表的那份著名的“金砖四国”的研究报告中，大胆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未来４年超过德国，２０１５年超过日本，在２０３９年超过美国，到２０４１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

　　2006年12月4日，高盛再次发表报告，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高盛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历时最久、最稳定的增长期。

　　而更乐观的估计则来自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社会—空间不均衡研究所”的研究，他们认为，2015年中国财富将占据全世界的27％，重回公元1年占全球财富26％的地位。

　　1776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说：就国家财富总量而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的国民。斯密将中国的衰落归因于：第一，鄙视对外贸易。第二，行业垄断，缺乏公平竞争。第三，合约执行机制缺乏。第四，产权保护不足。“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

　　斯密的说法切中中国之百年深疾，200多年后，蓬勃发展的中国早已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全球化的舞台。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于2001年加入ＷＴＯ，现在已经在世界贸易中扮演着重要地位。

　　在行业垄断方面，在国有资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想指导下，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早已不可逆转。而即使在目前仍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部分国家命脉行业，身处其中的大型国企的公司治理结构正在出现可喜变化。

　　在产权保护方面，2004年，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载入宪法，2006年，平等保护公私财产权的《物权法》加快立法。加入WTO之后，中国这个传统大国正在向现代国家的制度转型。中国最终将通过改变自己的财富分配机制，来改变整个世界的财富分配格局。

　　加速向现代市场国家转型，设计一个民主、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让民众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焕发全民族自主创新、开拓创业的激情和智慧，中国才能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奋力向上攀援，攀上富强的巅峰。这光荣的一天不是梦想，是等待了260年的历史契机。

　　21世纪财富之船的桅杆，将不可阻挡地冲出东方的地平线。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