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政法大学会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在招聘会上宣传反就业歧视。他们认为，中国的就业领域中充满着各种歧视，而且是赤裸裸的歧视。在国家机关中这种现象相当严重，而现行的一些法规明显带有歧视色彩。

　　在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比例严重失衡的当下，号称“双向选择”的求职市场实际上已完全沦为用人单位把持话语权的畸形市场，求职者几成弱者，很难有主动权。正是因为供求关系失调，才导致了年龄、性别、相貌、学历、户籍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就业歧视。而大多数人的长期沉默，使得就业歧视得以正当化和普遍化。

　　因而，此次，北京几大高校学子联手发出“反就业歧视”的声音，无疑值得欢呼。倘若这些稍显孱弱的呐喊能消除一两项附着在就业身上的不正当歧视，多少也算得上是个进步。

　　然而，以求职者的个体身份对撼以国家机关为代表的用人单位群体，本身就是一场以弱抗强的不平等之争。虽然说人才市场的“双向选择”遵循的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但权势的单位和集团的强制总是能够打破竞争的自由，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以完善的法律和措施来保障就业上的自由和平等。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部门非但没有通过合法手段干预就业歧视，反倒率先当起“就业歧视”的榜样。“报考国家公务员，要求北京户口，硕士以上学历，党员优先”，字里行间无不透着歧视，大有将国家机关变成北京机关的架势。在政府部门带头“就业歧视”的号召下，“××省和××省人，本公司将不考虑”、“姓‘裴’不吉利、姓‘贾’有损公司信誉”等诸多就业歧视，已经荒唐到了极其可笑的地步。

　　就业歧视，说小了是权力思想在作祟，说大了是对人权的不尊重。从经济学上来说，就业歧视增加了社会就业成本，降低了社会总福利水平，造成人力资源的不当配置和严重浪费。博士生干着本科生的活，本科生做着中学生的事，一方面，用人单位不停地以降薪盘剥已就职者的劳动，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未就职者甚至愿意以零起薪来谋求自己的第一个职业。这种就业态势显然有违市场规律，不利于职业良性秩序的建立。

　　反对就业歧视，不光需要用人单位摒弃特权思想，给人以起码的尊重，更需要社会给予求职者就业制度的人文关怀。降低从商门槛，鼓励个人创业，不失为一条化解当前求职压力的途径。

　　西方国家也存在就业难现象，但他们通过创造宽松的从商环境，鼓励学生创业，来分流一部分求职者。在美国，个人创业的程序简便，政府提供多种资助，激发创业激情。而我们的创业者则是几经磨损，斗志削弱，创业既有高风险，也毫无激情可言。失去了创业的渠道，大家只得都来挤就业的独木桥，歧视的几率也就随之加大。

　　应当说，在就业的公平对待上，广州做得相当不错。或许是基于广州“有容乃大”的城市特性，广州的招聘会向来是不设防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蜂拥至广州的人才市场，然而我们很少看到有用人单位带上“广州户口优先”的户籍歧视，广州的公务员招考也是全无其他多余限制。

　　客观地说，大量南下的求职者势必加大广州本地求职者的就业压力，以至于广州高校涌现出了一批“霸王笔”、“霸王面”的求职一族，但尽管如此，广州还是表现出了开放的姿态，以一个较为公平公正的自由竞争氛围吸引着诸路人才。正是在政府部门的率先垂范下，广州才表现出了较少的就业歧视，而这正是值得其他城市学习的地方。

(责任编辑：悲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