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绝不对等的较量曾经沧海:20世纪初,15家外资银行在华形成一个庞大金融网。而自1897年中国第一家华资银行诞生,终晚清一世,华资银行的数量不过10家。
中外银行业激烈碰撞不可避免。强弱轻重,结果如何?1920~1930年代华资银行业迅猛发展,取得了与外国银行相抗衡的地位。
一段并不如烟的往事,一杯昨天的银行家们豪情饮下而今天的银行家们慷慨将饮的壮行酒?
历史激情讲述:
1919~1923年间中国出现了华资银行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中私人资本的商业银行,在此期间家数增长了9倍,资本增长了11倍以上。
麦加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给伦敦总行的信中写道:“这里的外汇市场控制权已经全部从外商银行转归各中国银行掌握,……因而,我们已不再能在汇兑上取得巨大利润。”
在当时外商银行存款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当为中国豪富存款。1932年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中国富豪将现款存于外国银行之总额,达二十万万元”。
无论在章程还是用人办事上,中国银行业曾经“悉以汇丰为准则”。而1920年代,一批年轻的银行家成长起来。主张银行业务管理应当以服务顾客为宗旨,是近代银行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一种独特理念。
根据现有可考资料,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外资银行、华资银行与钱庄的总资力对比,分别为48%、37%和15%。这组数据反映着一个事实,即从量上进行考察,当时的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态势,而中外银行业的竞争更呈现激烈之势。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这样的竞争法则之下,华资银行演绎了怎样的历史?
参与市场分割
经济史家多以“速度较快”来形容1920~1930年代华资银行业的发展。1919~1923年间出现了华资银行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中私人资本的商业银行,在此期间家数增长了9倍,资本增长了11倍以上。
随后的1927年~1936年的10年,是华资银行发展的关键时期。根据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对10年银行业发展的总结,全国新设银行达137家,且各大银行的资本额与业务量都获得显著增长。到1936年底,全国华资银行合计164家,分支机构1332所,使得资金在全国范围内顺利流转。而外商银行32家,分支机构141所。就数量而言,外商银行独步中国金融市场的局面遭到了挑战。
■存款透视实力变化
此时,中国银行资本的积累,不能不说是相当迅速。到1920年,全国银行(指华资银行)资本总数已达8808万余元,超过1912年2倍有余;1925年实收资本增加到16914万元,又较1920年增加了92%。
存款是银行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外商银行在存款项目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依据东亚研究所的调查,到1936年底,外商银行在华吸收的存款共达3.53亿美元,其中汇丰银行1.5亿美元,占全部存款的43%;其次为麦加理银行;再次是花旗银行。三家合计已达全部存款的72%。
外商企业的流动资金、关税盐税及富豪存款为外商银行存款的三大源泉。在外商银行存款构成中占比最大的,当为中国豪富存款。自清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国内纷扰不已,而租界依仗外国势力,得以保全,致使多数国内豪富资金流入租界,为外商银行所吸收。1932年北平《世界日报》报道,“中国富豪将现款存于外国银行之总额,达二十万万元”。而《世界晨报》则称,四川军阀刘文辉于1933年夏被刘湘击败后,“一次就向上海某外国银行提取私蓄一千八百万元以为恢复实力之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公债发行急剧增加,因公债利润优厚而设立的银行,约达120多家,此前成立的几家大型华资银行的业务发展也相当迅速。随着存款、放款等业务的发展,1932~1936年,华资银行资产总额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阶段。标志着银行资力增长的是存款余额的增加:1926年全国重要银行存款合计为9.3亿元,1931年增为18.6亿元,1936年再增为40.4亿元。
■分羹外汇市场
外汇买卖,一向是外商银行最为活跃的业务,而且也是外商银行操纵中国货币金融最为主要的方式。
由于中国进出口贸易长期控制在洋行手里,洋行因进出口贸易所产生的结算和外汇收支,绝大部分是通过外商银行办理,由此,外商银行垄断了中国的国际汇兑。在外商银行中,以汇丰银行实力最强。从1880年代开始到1920年代末,汇丰银行用于国际汇兑的资金在其资金总额中所占比例常占到1/3,个别年份则高达1/2以上。
新生的华资银行想涉及国际贸易、国际借贷和国际汇兑等领域,但受到外商银行的歧视性待遇。华资银行企图改变这一局面,首先经营外汇业务的是中孚银行,该行在1921年时已与国外17个城市通汇。
虽然外商银行仍然在汇市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但不能否认的是,华资银行逐渐在外汇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中国银行为例,如果把1933年的国币按贬值的美金计算,则1932年至1934年的外汇交易,增加达4倍之多。
麦加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在1937年4月23日给伦敦总行的信中写道:“这里的外汇市场控制权已经全部从外商银行转归各中国银行掌握,他们现在能同伦敦、纽约两地的各大银行直接发生资金往来,无需再依靠所谓的外汇银行……因而,我们已不再能在汇兑上取得巨大利润。”
■外行扩张势头停滞
1927年~1937年的外商银行,其扩张势头和霸权地位处于停滞时期。据中国有关方面调查,从1930年起,外国银行在华发行钞票也是逐步减少的。
就数量而言,与华商银行急速增长相对比的是,外商银行(不包括日商银行)并没有多大增加。而与此同时,却有多家银行倒闭。1929年,中华懋业银行在南京宣告停业。美丰银行于1935年、信济银行在1936年,天津放款行于1936年相继倒闭。同时分行撤销的有9处。
此消彼长因素分析
导致这一期间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因素非常复杂,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是其外部条件,而银行制度的演变、银行法规的建设、银行家群体的形成以及经营理念和方式的变化等等,则是其快速发展的内部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华资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源自工商业繁荣
综合各方面统计,大致可得出如下鲜明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工商业增长最快(1916年~1920年尤为突出),1921~1925年继续有所增长。而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扩充,闲置和间歇的货币资本以及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必然也随之增长。而与此同时,曾一度垄断国内埠际贸易资金调拨的票号业正迅速走向凋零。这样,华资银行业无论在吸收存款、承揽汇兑、投资放贷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五卅”运动时,抵制日货、英货的行动遍及全国,华商纱厂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中国工商业出现普遍繁荣景象。由此,银行可吸收的存款源源不断,银行放出的贷款又能够到期收回,很少形成呆滞,这对银行本身基础的巩固、资本的积累、利润的增厚、规模的扩大都是十分重要的。
■制度变迁和政策因素
银行作为一种金融组织形式,是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打交道后引进的新兴金融组织。因此很长时间内彼此之间并不成系统。但是,1928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相当的改变:开始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首的国家银行体系,逐步形成了国际汇兑银行、地方银行、专业银行的各级银行层次。
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就是从制度上对银行业进行宏观规划和改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权力对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和改造。
银行业法律法规既是国家经济金融政策作用于银行业的直接反映,也是银行业内在变化的直接体现。这一时期颁布实施的银行法律法规较多,但最重要的是1924年颁布的《银行通行法》和1931年颁布的《银行法》。《银行法》的立法原则是从7个方面制定的,即营业范围的确定;谋求银行资本的充实;助长稳健的经营;保护储户的利益;监督调剂银行业;防止不当竞争;谋取银行的改善和进步。
■银行家团队形成
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中国只有钱庄、票号这类旧式金融机构,有关银行的知识虽然早已传入中国,但真正懂得怎样管理和经营新式银行的人极少。因此,无论在章程还是用人办事上,“悉以汇丰为准则”。
而1920年代,一批年轻的银行家已成长起来。据统计,在近代银行界崭露头角的110名银行家中,出生于1880年以后的就有73人。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还有48人有留学海外的经历,系统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货币银行学等现代专业训练,其中不乏获得学士、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之人。被誉为银行界“四大名旦”的张家璈、陈光甫、李铭和钱新之,都是海外归来的留学生。
他们具有近代银行经营意识和实践经验,又意气相投、彼此声援、密切配合,而且还以银行业同业公会为桥梁,同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政府官吏联系广泛,接触频繁。
这些人立志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与外商争夺市场。他们期望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结合工矿业、航运、商业等产业,形成大的金融资本集团,走出富国强民之路。再加上他们熟悉国情民风和中国文化,能够在掌握西方现代金融知识的基础上,对银行的经营管理进行变通和改进。
这也使此期的中国银行业表现出与在华外商银行和传统中国金融机构不同的特色。这些银行家把服务社会、服务对象民众化,作为自己银行经营的定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多次强调该行的宗旨是“辅助工商、服务社会”。他一再向职工宣扬:“我行一无所持,可持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上海银行开创了一元开户和银两、银元并存等储蓄方式。
主张银行业务管理应当以服务顾客为宗旨,是近代银行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一种独特理念,当时在华外商银行和中国传统金融业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陈光甫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苟至汇丰汇款,必从后门进内,欲见买办固所不能,即欲见账房亦不可得……十时即往伺候,须至四五时方得办妥”。这种经历,使他立志改变这种状况。
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必然受到所处时代条件的制约,从而有着其不符合常规的一面。但对于其时华资银行业取得的成就和近代银行家群体付出的努力,必须给予肯定。 (责任编辑:丁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