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去买一件衬衣，你知道20块钱在别的地方就可以买下来，但有人规定你必须去某个店花100元买，因为做这件衣服的裁缝平白无故地比别人多要五倍的钱，你一定感觉自己被敲诈了。然而，这就是现在在美国逐渐得势的经济平民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要做的事情：用政府的行政手段，规定顾客只能买美国中产阶级制造的高价货物。这实际上在创造一个“特权弱势阶层”，使他们免于和第三世界的劳工竞争。这一特权弱势的存在，无论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都是错误的。

　　首先，这种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美国中产阶级的困境，先拿穷人开刀，而不去找富人算账。美国媒体和政治家不断煽动，说是第三世界的便宜劳工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看成罪魁祸首，但对美国的富人却并无意触犯。民调显示，美国人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但依然相信小政府、低税率的理念，不主张政府通过福利等社会服务重新分配财富。美国人面临自己社会内部的不公平，矛头对外不对内，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别人的问题，好像美国的贫富分化不是富人的财富太多，而是世界上一些最穷的人剥夺了美国的中产阶级！

　　稍有理性的人，就能看出这种论调的荒唐。我们承认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世界负有道德责任：开放其市场，让第三世界的穷人通过参与其经济实现《独立宣言》中所谓的“追求幸福的自由”。一个在中国收入一天不足一美元的穷人，和美国大企业一个有全部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的工人，作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政府都不应该妨碍他们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制造业的工作流出美国，可能使一个美国的工人暂时失业；但在第三世界，这份工作可能会救一个穷人的命。西方国家当年靠着炮舰政策强迫第三世界接受他们的自由贸易体系。现在刚刚看到第三世界开始从这一体系中得到好处，就试图把外国的穷人封杀在其市场之外，这是最大的道德虚伪。这种贸易保护主义，通过保护落后削弱了美国的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对美国也有伤害。

　　所谓美国的中产阶级不能和世界最廉价的劳工竞争的理念，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的entitlement(理所当然的资格)。这一“理所当然的资格”，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命题：第一，我是美国人，所以我天然优越；第二，因为我天然优越，我不应该和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工竞争。这两个命题的矛盾不言自明。一个人优越，就必须而且能够在竞争中证明自己。不敢和别人竞争，就说明自己不够优越。如果又觉得自己优越，又拒绝和别人竞争，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要求政府保护自己这种理所当然的优越资格。这就好像一个富家子弟，不愿和别人在职场拼本事，要求老子给自己找一个工资又高又轻闲的工作一样。所以，在一个富裕家庭中，孩子身上这种“理所当然的资格”的情绪越强，就越会出败家子。一个国家，国民这种“理所当然的资格”感越重，国家越容易衰落。美国少数民族在过去几十年享受的种族平权的保护最近之所以不断受到质疑，就是因为这种保护在这些族裔中建立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资格”，觉得自己不必努力，政府就应该保证自己能以低分上好大学。美国在二战以后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统治全球。再加上“新政”以来对工人权利的保护，造就了一代贵族工人，生活舒适，没有失业的压力，对知识阶层颇不以为然。这种成功最终导致产业升级，制造业外流，使美国的劳动阶层丢掉了传统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劳动阶层比世界同一阶层的人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毕竟，美国有4000所左右的大学。美国有资源为这一阶层提供教育服务，使他们转到更高的产业中。这一转型，需要美国对教育的大量投入，也需要劳动阶层本身的文化转型。目前，美国的高等教育虽然相当成功，但对弱势阶层的教育支持还是不足，无法保证公平的教育机会。在本世纪头几年，大学生奖学金的实际价值在高速经济发展中不升反降。一系列研究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即穷人变成富人的机会，比欧洲要小。这是中产阶级危机的根本，不能让第三世界的穷人为之负责。

　　有人说，美国对中国最近实行“捧杀”战略。其实，中国未尝不可以用“捧杀”回敬。中国要告诉美国人民：你们是世界的领袖，我们也承认你们的领袖地位。但当领袖要承担领袖的责任。不要自己一有什么问题就找别人算账。

　　(作者系旅美学者)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