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随着改革的稳步推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属性随之确立,而人们头脑中“银行不会破产”的固有理念也必将成为历史。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银行业将逐步全面开放,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失败、出现清偿性风险并引发经营危机的市场退出现象将不可避免。日前,中国银监会领导表示,我国正在酝酿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作为市场退出机制的先决因素———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等关键性工作均已提到了议事日程。

    显然,存款保险的政策的推出能够大大减少因银行倒闭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整个金融秩序将因此而获得稳定的保障,而存款人的利益亦可以得到维护。但值得警惕的是,据媒体报道,在拟议建立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将可能不参与。笔者认为,如果最终的存款保险制度确实因银行的体制出身而不同,那将是对于市场退出机制的嘲讽！

    四大国有银行的集体缺席有其历史背景和市场原因。一直以来,在普通公众心中,工农中建四家国有银行代表的就是国家信用,国家财政是隐藏在四大银行资产负债表背后的财力支持。有了这样强有力且无需付费的隐含保险,四大行自然没有动力去花钱投保了。从市场层面看,存款保险制度的直接受益者是新兴的股份制银行。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将更加有利于新兴的股份制银行,为民营银行的大规模开闸提供了必要条件,所以该制度的推出将降低中小型金融机构进入市场的门槛。面对竞争日益激烈负责的市场格局,四大银行存在本能的排斥心理。

    必须要强调的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正是为了打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优势,而且只有断绝皇粮才能促使四大银行从根本上实现体制转变。其原因就是,国家隐形保险的背后就是四个字———政企不分,而国有银行改制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割断政府与国有银行间多年来形成的信用“脐带”。

    事实上,国有银行信用与国家信用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信用,国家信用是主权信用,国有银行信用则是一种银行信用,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国有银行承担无限责任。

    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隐含的国家信用不但不能够解决和预防金融危机的爆发,反而可能由于国家隐含信用的存在而可能成为酝酿危机的导火线。隐含担保导致的政企不分有可能使国有银行养成严重的“道德风险”,国有银行一旦遇到困难也必然会要求政府提供支援。政府提供的担保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动力。金融界有英文谚语为“too big to fail”(大到死不了),其隐含的内容就是,特大型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国家一定会参与的。刚开始是股东买单、地方政府买单,地方政府承受不起的话,则由央行买单、国家财政买单。道德风险也将因此使得金融风险无限放大。

    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思曾提出“路径依赖”现象。即在制度的变迁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惯性。故而,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创建伊始,就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制度目标和科学的保险覆盖面。

    其实,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是促进社会信用制度建立的关键。美国是全球真正意义上存款保险制度的首创者和成功的推行者。其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是保护小额存款人利益,增强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可能享有不参加存款保险特权的情况不同,几乎所有的美国国内商业银行、储贷机构都受到保险,受到保险的存款账户高达99%,受到保险的存款价值已达65%左右。任何存款人在不同被保险机构持有的10万美元(包括利息)以内的账户以及在任何一家机构中与他人联名持有的10万美元以内的账户都会获得充分保险。

    可见,政府隐形担保的存在一方面会破坏和瓦解国家信用,甚至加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将制约国有银行的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获得成功。因此,四大行没有理由缺席存款保险制度,这也是银行破产机制建立的前提。

    　（作者单位：上海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