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不乏信用和道德，也不乏尤努斯式的智慧和探索，缺乏的是良好的金融环境。

　　■ 文/孙大午

　　作者简介：孙大午，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

　　2003年10月30日，因为大午集团向职工和村民借款，我被拘捕并遭到审判。此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曾以“法律与道德的无奈”做了公开报道。

　　我无罪，但我伏了法。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了我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也以同样罪名被处罚金30万元。

　　这是一个各方妥协的结果。很多专家把我的被释看成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信号——“判三缓四”，似乎预示着法律对民间融资政策的松动。但实际上，3年过去之后，草根金融仍然步履蹒跚。

　　现在，尤努斯在中国引起了热火朝天的讨论，但我认为，即便把他的乡村银行模式照搬到中国来，也难有作为。

　　这首先是因为我国很多小额贷款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却受很多部门法规的制约和体制限制。其次是中国的小额信贷试验，多是精英们从上到下的设计，往往从安全角度出发、以收回贷款为目的，与尤努斯自下而上的草根金融方式背道而驰。

　　打个比方，当农民要贷款买牛时，尤努斯绝不会顾忌牛会不会病死，也不会因为农民没有养牛技术就拒绝贷款给他买牛，他重视的是这个农民是不是要去养牛，是不是要去做这件事。信用本是做事过程中的一种自然属性，如果一个人想把事做成，他必然会讲信用。

　　尤努斯敢于把钱借给穷人，体现了他对人性的体察和信任，以及贷款对常情、常理、常识的回归。如果我们把需要担保或抵押的“信用”作为前提，把结果放在首位，只关心钱的回笼，不关心做事这一环节，我们就不是在帮助穷人，我们关心的不过是金钱和我们自己。

　　输血不如造血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认为：农民靠劳动创业，创业靠金融支持。农村没有金融，就没有活力，更谈不上富裕。农村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贫穷，而是“贫血”。因此，政府所提倡的对农民的保护与支持，是一个误区。因为这是从“输血”的角度出发所做的一种短期的、局部的、象征性的救济，却没有恢复农村“自我造血”的机能。

　　其实，给农民自由劳动的权利和空间，农民自己就会富裕起来。财富无非是劳动的结果，抑制了劳动的发展冲动，还奢望什么财富的创造？农民不需要保护或支持，他们只需要自由劳动权，也即生存发展权，同时不可避免地需要借贷权来保障劳动权。

　　借贷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但当它由原始的、传统的、互惠互利的一种形式，变成了扭曲的、隐蔽的、非法的活动后，只会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证明的是，在我国，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其民间金融也即民间借贷一定非常活跃（比如浙江温州）；凡是政府打击严厉的地方，一定是高利贷盛行，百姓困苦的地方。

　　我没有像尤努斯一样通过小额信贷帮助穷人站起来，我的实践仅仅是把老百姓的血汗钱留在了农村，使其在农村流转，这其实具有深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在我获罪之后，我曾苦苦地追问：你说我是非法集资，那么你告诉我合法集资的渠道在哪里？

　　民间金融的三个路径

　　在中国民间金融这条充满玄机和变局的路上，我是赶路人，也是探路者，切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认为政府对于民间金融的监管应该着重于以下三个路径：

　　一、放小、拆大、民营化

　　所谓“放小”，就是放开小的金融机构。比如，信用社就让农民办。一个500户的村庄，就需要有5个信用合作社来支持。因为100户农民就是100个经营实体，哪怕他卖冰棍、卖糖葫芦，也需要有金融支持。“拆大”就是打破垄断，不仅是经营规模上的拆大，还有产权的分拆。一些国有大银行长期经营不善，不如先分拆给地方，地方化以后再民营化。

　　二、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

　　2006年上半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四处宣讲关于“乡村创业促进法”的设想。这个设想针对“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实，立意把限制和管制农村的形形色色的部门法规挡在外面。因为只有给农民松绑解缚，让农民获得自由的创业环境、合法的金融空间，才能激活农村的自我造血机制。

　　比如，我们的《银行法》及金融法规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5000万以上者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这个门槛太高，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这样的金融组织在农村是极难产生的。因此，“乡村创业促进法”对农村金融的设想是：

　　1.对村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完全放开，甚至不必登记、备案、注册。因为村庄社会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一个村子里不会有什么金融风险，即使有，这种风险也应该让农民自己承担，减少政府压力。

　　2.两个村以上、乡以下的农民金融活动组织或社区合伙、合作金融组织需要登记、备案、注册。

　　3.乡以上已成规模的达到一定数额的金融组织要接受监管。

　　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立法建言，意味着区域性、机会性、过渡性，可进可退，着眼于操作性和实践意义，哪怕先呼吁出一个暂行条例，即便允许一部分地区试行，都是幸事！

　　三、创办农村经济合作社

　　2006年9月22日，我应邀参加了“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研讨会”。这次会议上，我与李昌平先生（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曾因为上书朱■基总理引起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一呼一应，决定在我的企业所在地——河北省徐水县办一个农业经济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的具体设计如下：

　　合作社可以高于银行利率接收农民的存款，低于银行贷款利率贷款给农民。比如，年息4厘5内部吸收社员存款，6厘贷款给社员。而且社员的贷款金额可以放大1～5倍，比如存1000元，可以贷给其5000元。社员的土地收益可以作为抵押，其他社员可以担保。农业信用服务部应以为社员服务、为农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管理在社，经营在户，担保在会。每户可出1000元作为社员资格金，10户为一个会员，会员代表参与社里的管理工作，对农户贷款担保，社里直接对农户提供信贷服务。

　　李昌平将负责合作社的具体运作，我答应出资10万元，作为合作社的启动资金。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草根金融，就是乡村发展之路。

　　其实，尤努斯真正让人激动的，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幸运。“礼失求诸野”。可以确信的是，中国民间从来不乏信用和道德，也从来不乏尤努斯式的智慧和探索，缺乏的仅是良好的金融环境。

(责任编辑：丁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