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增长的果实没有真正落实在国民福利，特别是农民福利的增进中，部分经济效益没有让国民分享到，这是一个须特别重视的问题

　　采用微调，对调控者有很高要求。措施力度、组合搭配、出台时机和节奏的选择，很讲技巧

　　2006年，宏观调控频繁，连续出台了经济与行政的诸多组合措施，相关效应的争论也不绝如缕。与此同时，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今年是超过10％的第四年，同时物价走势低位平稳。在完美演绎“高增长、低通胀”时，调控隐忧也始终相伴。

　　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快速变化，收入差距扩大影响大众消费，外需规模不断扩张使得内外平衡更加困难。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高速增长周期还能持续多久？2007年的宏观调控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思路？就此，《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高增长伴随低通胀确实难得

　　《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年，宏观经济运行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大体还比较平稳，你认为今年宏观运行情况如何？

　　陈东琪：今年国内经济形势整体来说不错，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有所提高，增长方式开始转变，经济各层面出现质的变化。全年GDP增长估计在10.6%左右，连续第四年略超10％，但比较平稳，表现出较好的持续性；就业增加也是近几年最多的，估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050万个岗位；虽然原材料、石油、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但主要反映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的CPI上涨,估计和去年1.8％大体持平，比前年3.9％明显低一些。高增长、高就业伴随低通胀的国内形势的确难得。

　　年中比较突出的“三过”问题，有两个“过”即投资和信贷过快增长基本得到控制。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今年开始改善，投资从1~5月同比增速30.3%，持续5个月回落，最新的数据1~11月投资增速回落在26.6％。消费方面，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月和11月都超过了14％，为近几年来最快增速。投资和消费关系改善是经济增长一个最新的好迹象。

　　今年经济增长的宏观效益好，财政收入增长估计在25％左右。微观效益也不错，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外向度、垄断程度和资源含量高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利润增加很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可能是近几年来第一次出现同步超过“两位数”的增长。其中要引起注意的是，劳动报酬份额有所提高，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今年估计超过11％，虽然远远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6％，但比前几年10％左右有所提高，这是一个重要的GDP分配改善的信号，也是今后要加强的发展方向。提高劳动报酬占GDP比例，是经济增长目的出现质变的突破口，照此方向发展下去，中低收入者收入就要改变低速增长势头，国民财富在城乡之间、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分配就会改善。提高劳动者报酬，也是扩大内需的根本之途。

　　增长的有效性有待提高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问题仍然很突出，投资暴露的内部失衡，出口引发的内外失衡，你怎么看？

　　陈东琪：和1978~2005年固定资产年均增长20％的长期均衡值相比，现在投资增长超过25％，当然还是偏快了一些，要适当减速。但投资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领域的投资过多，在重化工领域铺摊子太多，而流向中高端制造业的太少，流向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过低，流向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不足，尤其是流向公共医疗、文化教育、养老保障等领域的投资太少，流向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太少。这些结构矛盾，不仅会使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不利于长期可持续增长，不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目前国内高投资的引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出口，因为国内消费相对不足，不得不增加出口，而出口带动的投资反过来强化出口，这是一个在一段时期内具有一定必然性但又不得不努力扭转的“外向循环”。这个“外向循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合理选择，有积极效应，但在“入世”过渡期后还延续它，这个积极效应就会快速递减。

　　我们现在要想一想，快速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美国消费者的低物价，美国政府发行债券的低成本，还是为了我国老百姓的福利增进？现在，快速增长的果实没有真正落实在国民福利，特别是农民福利的增进中，大家一年到头忙忙碌碌，部分经济效益没有让国民分享到，这是一个须特别重视的问题。

　　除了增长的目的外，投资结构失衡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污染留给了国民，我们生存的环境越来越差，同时面临资源短缺的矛盾。在目前投资结构失衡的格局下，节能降耗难度很大，要达到“十一五”规划提的每年4％的目标有很多难度。为了实现节能降耗目标，采取行政措施当然很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根本改变现行投资结构模式，改变现行的信贷结构模式，改变现行的资金分配模式，改变现行的金融体制。从这个角度看，短期意义上的“三过”问题的真正解决，要从体制改革上努力。

　　《第一财经日报》：在相关民生的问题上，有哪些十分突出的问题？

　　陈东琪：最主要的还是“三农”的发展基础不牢固、农民收入增加不牢固。农民收入是个大问题，需要长效机制。现在农民工收入虽然有所增加，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农民工的报酬跟全社会劳动报酬还是相差比较远。粮价应当是构成农民收益的重要部分，但几次粮价上涨的收益更多流到了中间商手里，农民得到很少。这个机制应当改变。当然，我不赞同长期低粮价体制。我比较了一下，目前粮食、鸡蛋的价格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最高时差不多，可这十多年经济规模、公务员工资、老板的利润、城市企业的薪水增长了好几倍，农民的种粮收益增长太慢，粮价增长机制不稳固。还有，非农产业发展慢，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

　　社会事业发展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和经济增长相比，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文化教育事业、老年保障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这两年，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护士的比重比2003年有所提高，但还是很低，还是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今后宏观调控在促使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现在的好转仅仅是开始，只是有“转好迹象”，还没有发生“质变”，还不能说全面好转。

　　稳定投资增长 微调是种艺术

　　《第一财经日报》：面对这些问题，你认为2007年的调控方式会有哪些改进？

　　陈东琪：要注意调控的弹性，防止投资过大的波动。既要防止投资反弹，又要防止投资急剧滑坡，防止出现投资快速下降带来经济萎缩。明年可以提“稳定投资增长”。在投资稳定情况下，要继续促进消费增长。这取决于就业、收入持续增长，取决于消费与储蓄关系改善，取决于消费环境改善，取决于消费信心稳定情况。当然，重点是努力增进中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消费。要综合处理好投资、消费、净出口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向思维，要综合思维。另外，宏观调控在导向上要双稳健，操作上要有弹性。调控的动作不要太大，还是微调好。

　　《第一财经日报》：但在2006年，市场上对诸多调控举措的评判有不同声音，认为调控失灵，你认为宏观调控的效果应该如何显现？

　　陈东琪：在经济并未出现极端的过热和过冷时进行宏观调控，看效果不能只看一两个时点，要看时间长一些。在调控手段更多是税率和货币工具时，微调的效果当然会比较慢。比如，美联储17次加息，开始几次效果不大，最后几次效果显现，能说前面的几次是没用的吗？就像吃5个馒头，吃到第5个感觉饱了，你不能否定前4个馒头的效用吧。评估调控效果，要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

　　当然，采用微调，对调控者有很高要求。措施力度、组合搭配、出台时机和节奏的选择，很讲技巧。微调一般和预调结合，打提前量，给未来留空间。近几年货币政策、税率措施操作，都是这样。我看效果不错，既调控了矛盾和问题，控制了局部问题演化为全局问题，控制住了加速度，经济增长速度快但通胀不高，就业和收入又增加。经济连续4年增长过10％，没有大起大落，是近28年中最长的繁荣期。如果在劳动力供给高峰的人口红利期，还坚持几年GDP增长10％，但CPI控制在3％以下，城镇每年新就业人口保持在1000万左右，那将是世界增长史上的奇迹！这也是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