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增长带来多方面的挑战。房地产市场的回稳，不可避免地导致银行体系中不良资产的增加；经济增长放缓将释放出一定的原有就业量，从而增大就业压力；股票市场增速减缓将伴随着市场消费和预期的调整。从长期发展来说，这些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对这种经济调整的阵痛，需要政府采取多种配套和细化措施来化解。

　　□孙磊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前两年的快速增长势头，甚至有进一步加速迹象。与此同时，货币环境宽松，股权分置改革取得重大进展，资本市场日趋活跃，上证指数从2005年底的1100点突破性上涨，12月份更是连续创出了历史新高。今年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成定局而毫无悬念。

　　但是，在乐观地看待我们已经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原有的矛盾仍没有得到明显解决，而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更复杂严峻，所谓的“高增长、低通胀”有难以为继之势，宏观经济将呈稳中回调态势。对经济增长的未来轨迹，我们需要冷静分析对待。

　　经济增长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有效解决，经济自我紧缩的力量加强。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结构性过剩的发展路径上。经济增长方式表现为投资冲动和消费不足的双重矛盾。宏观经济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其存在的微观基础。在我国资金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资金的使用成本相对较低，刺激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然强烈，投资饥渴的问题始终存在。而在国有企业中，仍然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利润目标的制约，又往往可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的支持。低的资金价格与低的要素资源价格和低的劳动力成本价格相结合，因而投资主体具有难以抑制的投资冲动。而投资的增长即意味着未来生产能力的增长，从而造成进一步的供给相对过剩。从需求面讲，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资本长期优于劳动力，劳动力的收入部分地被资本侵占，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长期萎靡不振。供给和需求的矛盾又加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因而在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宏观经济不会出现通常情况下的高增长伴随着高通胀的情况，而是出现了长达数年的低通胀的局面。

　　但是，“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增长方式在长期中是不可实现的。经济增长中伴随着的产出的迅速增长只能通过投资的形式予以消化，而投资又意味着下一期更大的生产能力，从而使得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供给和需求的进一步失衡将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并进而强化居民的储蓄意愿和消费需求的进一步萎靡。这样，宏观经济非均衡的状态就走向更深的非均衡，经济的结构性过剩的矛盾进一步尖锐。从今年的产出、投资、物价等宏观经济数据中可以看出，经济快速增长引致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加剧，宏观经济自我紧缩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起到抑制作用，并伴随着物价水平的进一步走低。

　　宏观调控的效应进一步显现。针对国民经济中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的突出矛盾，今年宏观调控的力度进一步加强。在货币政策方面，年内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累计已经上调1.5个百分点；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又先后两次调整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宏观调控以把紧土地和信贷为重点，严格土地项目管理，规范土地出让行为，控制信贷资金的扩张，对房地产等行业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该看到，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回落和房地产市场向理性化的发展，而是有着更多长错综复杂的问题一起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长期以来，房地产业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多地扮演了一个"发动机"的角色，在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过剩中，房地产业大量使用和消耗的建筑材料、日用产品正是我国产能过剩所集中的钢铁、水泥等重工业和建材行业。与此同时，房地产产品也是在消费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居民收入的现实购买力的重要渠道。换个就业角度来讲，房地产行业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是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行业。因而，当前宏观调控下房地产业的放缓，将会使得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暴露和激化，钢铁、水泥等行业的过剩局面加剧，房地产业吸收的劳动力大幅度减少，并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

　　财政收入快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凸显。以财政收入方面来说，当经济增长快时，收入增加，税收会随企业和个人收入增加而自动增加，从而起到抑制经济过热的作用。当经济增长慢时，国民收入水平下降，相应地政府税收会自动减少，将会促使经济回升。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税收征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近几年，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远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快速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24.6%，比去年加快7.9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长16.1%， 减慢0.3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相抵，收大于支64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647亿元。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种作用将会陆续显现。

　　资源、能源等体制改革，将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新力量。随着我国能源消费迅速增长和能源形势日趋紧张，国家对能源的有效利用和节能降耗工作日益重视。在“十一五”规划出台后，各级政府的节能指标层层落实，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各地政府追求的唯一目标。在节能目标的约束下，各地的投资方向也逐渐从高耗能、高产值的行业向低耗能的产业转移，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有所减弱。与此同时，资源、能源体制的改革在今年陆续启动，将对资源的开采和使用以及下游产业发生基础性影响。今年9月30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深化煤炭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将山西等8省区列为煤炭资源有偿使用的试点，并在11月底具体部署实行。与此同时，原油、成品油等石油价格机制也将进行改革和调整，12月初，商务部发布了《原油市场管理办法》、《成品油时常管理办法》并将很快开始实施。同时，水、电等资源能源利用体制的改革也将陆续展开。在这些资源、能源价格机制改革通过有偿使用机制、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等实现，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资源和能源的成本上升，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也必会伴随着需求量的减少并对下游产业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宏观经济长期保持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将难以为继，明年经济增长将在近期的高位回落。必须认识到，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将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增长带来多方面的挑战。房地产市场的回稳，不可避免地导致银行体系中不良资产的增加；经济增长放缓将释放出一定的原有就业量，从而增大就业压力；股票市场增速减缓将伴随着市场消费和预期的调整。但是，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这些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也是我国长期采用积极性财政政策的滞后效应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也是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所必然要经历的恢复性调整。因此，对这种经济调整的阵痛，需要政府采取多种配套和细化措施来化解，而不是对矛盾的消极拖延和悲观情绪。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财经委）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