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国务院对天津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批复,三个重量级文件,让滨海新区从天津———一座曾经淡出公众视野的城市,在2006年重新回到全世界的聚光灯下,而滨海新区和天津的经济地理位置和功能由此重新确定。

    2006年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继深圳特区、上海浦东之后中国增长的第三个发展极,天津亦欲借此复兴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而国家战略赋予滨海新区的是要以创新的方式走出一条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趁国家政策利好之机遇,资本市场亦相当关注滨海板块、天津的发展,11月5日上海证券报开始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多次调查,时间跨度近两月,试图解剖天津滨海产业生态,揭示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如何创新区域发展模式,如何开犁综合改革这块试验田,为国内区域发展提供借鉴、为投资者提供参考。

    □本报记者 罗小军

    对于滨海新区国家战略的理解,此前戴相龙在《求是》撰文指出：“从1994年起,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天津滨海新区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条件和基础,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天津各界称之为中国增长第三极。而国务院《意见》特别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国家战略意图

    如果说将天津定位为北方经济中心更多的是天津的期待,而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则更多的是国家战略。

    天津市一位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我们原来的研究中没有对外开放的门户这一条,这是国务院特别加上去的”。对此,天津市发改委主任、滨海新区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亚力对上海证券报表示“我们感到责任重大,沉甸甸的压力”。

    戴相龙上月会见外资银行代表时表示,天津滨海新区今后是国家改革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有1270平方公里的盐碱地可以作为工业用地,靠着两个直辖市和新疆、内蒙以及中亚地区的大腹地,“这些优势集中在一起,国家才决定把天津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戴相龙还进一步解释,去年六月份到今年六月份,中央国务院一共开过七次会议,对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研究,因此滨海开发开放“不是我们天津市的战略,也不是我们天津要来的”。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有三句话”,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有利于探索区域发展的模式”。

    然而,滨海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意图既不限于支持天津成为北方经济中心,也不止于创造出增长的第三极,而是要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创新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

    国务院《意见》指出,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以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

    不一样的模式

    其实,增长第三极在戴相龙看来已经是一个事实,戴相龙11月在《求是》明言“天津滨海新区是……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那么天津滨海开发开放如何走出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国务院《意见》指出：天津市政府“要进一步研究,细化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和金融、土地改革等专项方案,并按照有关程序报批后实施。”

    天津市发改委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天津市目前已经成立了由戴相龙任组长、各职能部门负责的课题组研究10大创新,即“企业改革、科技体制、涉外经济、金融体制、土地管理、城乡一体化、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社会事业、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10个方面的创新”。

    对比过去深圳和浦东的开发开放,天津市一位官员对上海证券报表示,天津滨海“不能像过去那样直接下令给优惠政策,现在已经加入WTO多年,要讲究国民待遇”。

    那么天津以及滨海新区如何在全新时代背景下走出一条创新的道路,使得天津滨海新区从而天津成为凝聚各类经济要素、辐射经济能量的中枢,进而创新区域发展模式,这已成为此次滨海新区综合改革试验的国家战略用意。

    谈起区域发展模式,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深圳开发开放10余年后,1992年左右形成以珠三角为核心的第一轮土地泡沫,引起国家宏观调控。随即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同样是10余年后中国第二轮房地产泡沫到达高潮,上海成为核心,对宏观经济和区域发展形成影响,而上海正经历的一场变化尚未结束；随之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轰轰烈烈启动。

    对于宏观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天津市一家排名靠前的国资背景上市公司董事长表示“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如果担心调控,那就没有发展”,目前,天津市上市企业一共25家。

    天津滨海从一开始是否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呢,这不仅是天津地方的选择,更是考验国家宏观调控和区域发展战略的智慧。

    创新招数

    根据国务院《意见》：天津滨海要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赫然位列前两位的抓手仍然是金融和土地,但要求是创新。

    天津市一位官员披露,目前滨海新区土地利用方面的特殊仅仅在“新增用地速度方面,比如全国10%,滨海可能可以18%至20%”,“用地程序方面并没有差别”,而民间众多金融机构积极呼吁天津借此创新机会推进“土地证券化”,以防止房地产价格短期内高企,避免珠三角和长三角重复演绎的房地产故事,据悉此建议已经提交中央。

    而戴相龙在2003年上任天津市市后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职出,要加快发展金融、物流、商贸会展、房地产四个主导产业,金融被列在了第一位,并取得一系列突破。而对于通过土地经营城市,戴相龙曾如此表示,只要政企分开,土地收购公开竞拍,收益部分政府还贷,政府调控房价上涨,通过信贷来进行城市基本建设的效果就非常好。戴相龙亦曾公开承诺不会用过量的贷款创造政绩,而给天津市和他的后任带来沉重债务负担。

    对于天津是否会重复广东和上海发展的故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钟茂初对上海证券报指出：“某个阶段要快速发展,必然会这样,天津这几年基础设施改善很大”,而“天津财政资金很少,靠什么？靠土地换资金,靠土地来换资金来快速发展,要么快速发展然后放缓下来,要么慢慢地发展。”

    的确,天津这两年财政收入突飞猛进,2001年天津市财政收入304亿元,2002年达到375.8亿元,2005年达725亿元,“今年可能突破900亿元,都是实实在在的”。

    而对于创新,天津市发改委领导表示,“创新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具体的事,而是体制,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特别是当涉及到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时候,要加以改变,必须履行一定的程序,非常复杂。”

    天津市官员表示,当前最棘手的问题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滨海新区并非独立行政建制,新区管委会属于市政府派出机构,而区内有塘沽、汉沽、大沽三个行政实体,派出机构如何协调三大实体进行改革是一个重大创新课题。

    一切尚在探索中,人们期待的是,天津从而天津滨海新区会否走出不一样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