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日报》近日报道，中央党校对部分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

　　在中国一向有“领导重视”的传统，官员关心什么、关注什么，往往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发展的重点所在。现在领导们开始把“社会治安”问题排在其所关注问题的首位，这自然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纷纷。但有趣的是，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指出，社会治安和收入差距大、腐败是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恰恰是收入差距及腐败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恶化，也就是说，官员其实应该关注如收入差距、腐败等更根本的问题。但问题在于：难道官员们不知道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源是存在于诸多社会问题之中吗？我想，公务员队伍无论在文化素质上，还是政治视野上都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但为什么普通百姓看得出的问题而官员们看不出？普通百姓关注的问题而官员不关注？也许，这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

　　说实话，谁也没有办法左右别人的想法。关注什么问题、不关注什么问题，自有官员们自己的考虑，替别人操心也是白操心。官员关注社会治安问题也许是源于自身所承受的一种危机感和不安全感，而且这种精神压力还在不断增加中。2006年以来针对官员的刑事案件开始增多，甚至频繁发生官员被灭门案件，如“贵州兴仁县长被灭门”、“甘肃临夏法院刑庭庭长一家四口被杀”、“北京丰台林业局副局长夫妇别墅内被砍死”等。事实上，社会治安的恶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老百姓早已感受到此多时了，官员们之所以今天才体会到，是因为在这些恶性案件中官员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我初步的认识是，官员们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作为社会政策制订者的官员们也逐渐感受到社会转型的阵痛，并有可能为此采取切实措施——说到底，治安问题的受害者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是一律平等的。但问题是他们要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是为此改弦更张而更加关注和提升弱势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弥合由于“收入差距”“腐败”“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引致的社会分裂，还是一味简单粗暴地压制弱者的反抗，甚至越来越严厉？

　　不幸的是，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乃至现实生活中，我们目睹着越来越多的有产者对社会治安问题喊打喊杀，甚至连“收容制度”也试图要借尸还魂。这表明，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步显性化，所谓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都失去了对彼此的耐心。社会治安问题的恶化当然意味着阶层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官员和强势群体的心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心态的变化才预示着真正的危险：如果把原因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社会治安问题，并单纯地采用严打手段，中国也许会进入到新一轮的社会对立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

　　当一个公民受到侵害时，他倾向于镇压；当一个公民在没有受到侵害时，他倾向于自由，这本是正常的政治心态，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渐进改良是要上下合力才能完成的，社会的阵痛也需要每个阶层去分担。如果官员们对治安问题的关注能够转化为消除其他阶层的“疼痛”的实际行动，那么整个社会下层将看到改革的方向和希望，改革的合力也会形成；如果强势阶层因为目光短浅或者自私自利而置其他阶层于不顾，那不但是对弱势群体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切恰如肯尼迪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帮助占社会多数的穷人，也就不能挽救那些占社会少数的富人。

　　(作者供职于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