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和君创业总裁李肃致信立法机构，呼吁赦免“民企原罪”。

　　李肃称，目前有一股揭发检举企业家“原罪”的风潮，检察机关收到的大批检举信，多是和某些企业早期创业时的违规操作有关，这些企业家不关心企业扩张，反而在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民企原罪问题的界定，已是当务之急。

　　民企既有“原罪”也有“原功”

　　主持人：最近，一些民营企业家的日子很不好过。“资本高手”顾雏军、张海被推上法庭的被告席。刚刚并购了永乐的黄光裕突然遭遇“房贷门”。民企原罪问题被重新讨论起来，究竟应该怎样判定原罪？

　　李肃：原罪与犯罪有着明显的区别，犯罪直接危害社会，原罪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的经济违规现象。在我国，改革历史进程中先后产生了多种民企原罪，必须以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

　　第一种原罪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起步期，民营企业的违纪违规较多集中于对旧体制的“边缘突破”，是一种“改革性的探索原罪”。

　　第二种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期，民营企业的违规违法更多地表现为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跟随违法”，是一种“发展性的被动原罪”。

　　目前，原罪之争的焦点是民企第一桶金中的权钱交易。我认为，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转型中，腐败的最大根源，在于权力包办经济，由此产生社会经济实体对权力的“配合”与“供养”。因此，权钱交易的主导方不是民营企业家，而是官员，“反腐”不应该等同于“反富”。

　　赵晓：在中国，除了中关村的“知本家”和江浙草根企业家好一些，其他民营企业家都存在着不规范的经营行为，有这样那样的原罪问题。据有关媒体报道，柳传志自己承认在早期走私过产品，而刘永好也承认早期卖过劣质饲料。这些中国顶尖的企业家尚且如此，所以可以说在那段时期，民企的原罪问题带有普遍性。我们不能回避它，而要重视它、解决它。

　　杨帆：民企原罪不是“赦免”的问题，而是“赎罪”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比较简单，就是对那些有原罪的民营企业家实行财产实名登记制度，说明财产来源，如果说不清楚，就向社会做善事，捐赠一部分；另一方面，国家要对这些人实行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等财富再分配政策。

　　主持人：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出现过的问题富豪现象，对中国有没有启示意义？

　　黄苇町：俄罗斯与中国不一样，前者是采用激进的休克治疗，整个社会出现了动荡，大批国有资产被私有化，在此激烈的转型过程出现了许多富翁。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和经济出现了混乱，所以俄罗斯社会和当局并没有追究。 而在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所以俄罗斯与中国具体情况不一样，不能简单地类比。

　　应该“反腐”而不是“反富”

　　主持人：既然民企原罪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应该如何化解？

　　杨帆：“原罪”是个伪命题，要搞清楚是谁提出来的。我们在谈论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话题。原罪是一个欧洲的基督教话题，认为所有人都有原罪（宗教和道德上的罪），所以要赦免。对于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不是赦免的问题，而是赎罪的问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赎罪，要多做善事。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要依法处理，不能因为是首富，或者是大企业家，就不依法办事了。事实上，这些企业家都是因为犯罪被抓的，所谓原罪只是在替他们开脱。

　　黄苇町：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我觉得应该区别对待，淡化处理，不要再过分渲染民企原罪。

　　一是坚持依法治国，对那些确实存在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处理。不能因为是民企“原罪”就不追究了，因为有些私营企业主的行为确实是违法犯罪了。如果违法不处理，那不是鼓励更多的民企违法行为吗？这与我国法治精神不符合。

　　二是要区别对待，重视现在的表现。我们现在能大规模追究历史老账吗？这需要慎重考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民营企业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税收和就业贡献几乎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因而对于带有普遍性的原罪而不是违法的行为，我们应该低调淡化处理。

　　三是更要着眼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民企管理的规范化，未来的民企不可能再出现大规模的原罪行为。民企在科技创新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解决的重心是引导民企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无限制地追究旧账。

　　赵晓：目前的讨论多比较关注个案，其实民企原罪已经超出个体范筹，而上升为一个社会性问题。因此讨论和解决民企原罪的关键，是要对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和环境设计作一个科学评估，并改善它。这才是关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进程的重点。

　　民企原罪给私营企业家提出了一个社会责任和财富品质的新课题。作为富人，在改革进程中受益最多，应该更多地回馈社会。这其中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规范财富的收入来源；其次是如何支配和使用财富。

　　仇富情绪加剧原罪争论？

　　主持人：有观点认为“仇富心理”加深了人们对民企原罪的关注。

　　杨帆：我不认为依法处理了几个富豪，就是一种仇富心理。实际上，目前惩治腐败、权钱交易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依法处理违法行为，阻力尚且如此之大，说明反腐的难度更大。

　　李肃：2003年修宪，提出保护私有财产，2005年两会提出“非公三十六条”，2006年统战部又提出社会新阶层。从政策和法律上，民营企业的地位和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环节上，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还是比较恶劣，这种反差体现了一种仇富的情绪化思潮。

　　我建议：首先，要鼓励和支持并非真正犯罪的“改革性探索原罪”，通过法院的判例立法，解决改革实践与立法滞后的矛盾。其次，要历史地看待民企的“发展性被动原罪”，在反腐败工作中严格掌握政策，更多地鼓励企业家揭露腐败，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力。同时，要赦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民企的“普遍性道德原罪”，要在全国人大建立听证会制度，解决原罪划界问题。

　　赵晓：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是中国人历来有仇富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它们有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和商业历史，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只有二十多年，因而缺乏成熟的财富文明。这说明仇富情绪存在合理性。

　　另一方面，人们并不仇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也不仇恨李嘉诚和张朝阳、丁磊等中国新一代的科技创新富豪。为什么，因为中国人仇恨的是两种富豪：一是不择手段，非法暴富；二是为富不仁，攀比斗富。这说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应该加强社会责任。

　　黄苇町：仇富心理更深的社会背景是社会分配不公及收入差距正在拉大，这引起了仇富情绪的上升。

　　观点链接

　　郎咸平：主张“轻罪和解，重罪司法”，要清晰界定原罪内涵，给予民营企业家赎罪机会，但证明是故意欺诈犯罪的不在其中。

　　秦 晖： “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主要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如果要讲“原罪”，与其说什么“民企原罪”，不如说是“官员原罪”。治好了“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治不好“官”，民企即便再“原善”也无济于事。

　　厉以宁：民营企业家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原罪，而应叫“原始创业积累”。由当初政策不清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只要不是违法所得，就没有什么好负罪的。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守法的，不能以偏概全。

　　盛 洪：既不能一网打尽，也不能一笔勾销。

　　樊 纲：要客观看待原罪，比如德国对部分原罪进行赦免，但不全赦，给予补交税款机会。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