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青 徐以升 郭茹

　　余永定

　　● 1948年生

　　● 1979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 198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4年获博士学位

　　● 1995年，任研究员并获国家特殊津贴

　　● 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 2004年7月~2006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世界经济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美国将能够明显降低其经常项目逆差对GDP比。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当前的全球国际收支格局，除非其他国家的内部经济形势发生某种特定变化，美国必须提高利息率，而利息率的提高将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真诚幽默，视野开阔，和余永定有过接触的人，大多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作为一位始终坚持独立思维的经济学家和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的思考和判断影响着一大批人的思维方向。围绕全球失衡等话题，余永定近日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

　　1．“全球失衡”症候

　　《第一财经日报》：经过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劳伦斯·萨默斯（Laurence Summers）和包括你在内的国内学者的论述，全球失衡（Global Imbalances）成为近来国际经济金融中最常用的概念。你认为全球失衡是否是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最显著特征？

　　余永定：全球不平衡（或失衡）问题由来已久。应该说十多年前全球不平衡就成为国内经济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例如，在1998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我曾写道：“由日本的通货收缩和美国的泡沫经济所决定的当前国际收支格局，即日本资金源源流入美国以及日本对美国和其他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的国家(地区)的持续贸易顺差，使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日益严重。”

　　在2001年初的一篇文章中我再次写道：“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意味着，2000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的势头有增无减，全球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加剧。尽管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外债的不断增加必然会逐渐削弱美元的地位，终有一天，外国人将不愿再增持美元和美元资产。资本大量流出将对美元产生巨大贬值压力，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会迅速上升。”在同一篇文章中，我指出：“我们并不能确定这种不平衡将在什么时候以及将以什么方式得到纠正。但是，无论如何，2001年国际资本流动发生重大变化，美元汇率出现大幅度震荡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2002年2月，美元的所谓“战略贬值”终于开始。但是，美元并未像某些美国经济学家所预言的那样急剧贬值，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还在持续攀升。“全球失衡是否是目前全球经济贸易和资本流动中的最显著特征”？可以这样说。全球不平衡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不可持续性。当全球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要么美元急剧贬值，要么美国的利息率急剧上升，两者都会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造成巨大冲击。

　　《第一财经日报》：为何美国和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格局——即美国经常项目保持逆差，但通过资本项目的流入（亚洲国家购买美国国债）来保持平衡这种现象被广泛关注？这和中国的崛起怎样关联？

　　余永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问题更多的是从日美贸易不平衡的角度来讨论的。近两三年，由于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美元贬值压力的进一步增加，对全球不平衡问题的关注度提高是很自然的。如果明年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所好转，全球不平衡问题的讨论也有可能降温。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过去几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急剧增加，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不平衡问题讨论中的焦点也是很自然的。美国的一些政客出于无知、偏见甚至敌意，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归罪于中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过大也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总之，全球不平衡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自有经济的解决办法。

　　2．再平衡之路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失衡是否有大家认为的那么危险？从2007年~2008年的情况看，你如何预计失衡的发展趋势？

　　余永定：从理论上说，经常项目顺差国不可能无限制地积累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不能无限制地积累对经常项目顺差国的债务。一旦经常项目顺差国减少或停止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美国国库券等）以及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美元就会急剧贬值，从而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但在现实中，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当前的全球不平衡还能持续多久，美国的外债对GDP的比例还可以上升到何种高度。

　　过去有一种看法：只要美国的资本市场能够保证较高的回报率，美国就可以无限制地维持经常逆差。事实是，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外债的累积是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的，因为美国的资本市场不可能提供无限高的回报率。虚拟经济最终还是要受制于实物经济。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2184 美元，按此速度，2006年底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将为8740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对GDP比大致为6.6%，美国净外债对GDP比大致将达到25%左右。美元在存在如此巨大经常逆差的情况下并没有急剧贬值，是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对美国保持巨大经常顺差，为美国提供了足够的资金。2005年和2006年，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即对美国保持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主要是石油输出国、日本和中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美国将能够明显降低其经常项目逆差对GDP比，换言之，美国净外债对GDP比还将会继续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当前的全球国际收支格局，除非其他国家的内部经济形势发生某种特定变化，美国必须提高利息率，而利息率的提高将对美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不利影响。如果美国不提高利息率，其他国家就可能减少甚至停止为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融资。而流入美国资金的减少（即对美元资产需求的减少）必将导致美元的贬值。

　　美元之所以没有像有些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那样急剧贬值，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的发展，美联储自2004年后17次提高利息率。联邦基金利息率由2003年6月的1%上升到目前的5.25%。其次，由于内需不足，日本、中国、东亚新兴经济体继续保持了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最后，由于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升，石油输出国的大量石油美元找不到更好的投资场所又回流到美国。

　　经过美联储的17次升息，美国的房价明显回落。2006年12月美联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息率维持在5.25%的水平上。美联储认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实质性的冷却，美国经济在未来几个季度之内将会以适中的速度增长。自2006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就已经明显下降，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的年率只有2.2 %。由于失去利息率的支撑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减少。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开始将其外汇储备由美元转为欧元和日元等货币，一些国家中央银行也在减持美元资产。除非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得以改善，2007年美元下降的势头将难以避免。

　　《第一财经日报》：这种不平衡将以怎样的方式被纠正？对全球经济的打击会有多大？

　　余永定：全球不平衡的发展必然导致某种纠正的出现。全球不平衡的纠正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美元急剧暴跌。美联储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原因是：美国所持有债权的大部分是以债务国货币计算的，而其他国家持有的对美国的债权则是以美元计算的。一方面，由于美元贬值受损失的是债权人，特别是各国的中央银行，美国的债权人将会千方百计防止美元的下跌。另一方面，美元的贬值会自动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因为美国持有的债权，以美元计算，将会因美元的贬值而增加。

　　我认为美元贬值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事实上，在2002年以来，美元的实际汇率已经贬值了23%左右。但美元在短期内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也不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贸易顺差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难于改变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状况，而美国依然是他们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吸收国。但是，世界经济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系统。某种突然事变完全可能引发一场人们始料未及的大灾变。例如，如果某个中央银行决定大量出售手中的美元资产，或美国的某个大金融机构出现重大问题，从而引发一场抛售美元的浪潮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在过去20多年中，美元大幅贬值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因而我们对美元有较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3．“伯南克争议”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和中国分别能做什么来让这个世界向“均衡”靠近？

　　余永定：上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结束后，社会科学院学者对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您曾指出,造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原因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储蓄过剩而不是美国的储蓄不足。您现在是否还坚持这一观点？您是否认为全球不平衡需要纠正？如果需要纠正，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途径纠正？”伯南克在回答中强调全球不平衡问题是一个一般均衡框架内的问题。换言之，为了消除不平衡，贸易逆差国和顺差国都需求做出自己的努力。

　　伯南克的回答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美国不能解决自身的储蓄-投资不平衡问题，即便中国不再对美保持贸易顺差，其他国家也会取代中国而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为了纠正全球不平衡，美国必须实行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美国所面临的矛盾是，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崩溃并使经济陷入衰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不会执行严厉的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国的储蓄-投资缺口也就难以消除。另一方面，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从长远看，并不合乎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多次谈到过的，从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中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纠正目前所保持的“双顺差”局面。

　　中国所能做的事情包括使人民币逐步升值，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等。尽管扭转中国自身的不平衡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是很多的。这些事情包括：第一，增加旨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以及教育体系的公共支出，以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储蓄。第二，通过财政和其他手段（如法律、法规），缩小城乡、地区和阶层收入差距。第三，深化国内金融市场、投融资体系改革，使国内储蓄能够顺利转化为国内投资。第四，允许人民币更多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第五，取消针对FDI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第六，取消鼓励出口导向的优惠政策。第七，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进行恶性竞争。第八，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的考核标准。第九，取消中央政府有关规划中的进出口和外资引入量指标（仅作预测）。第十，进一步推进价格体制改革，使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国内资源的稀缺性。第十一，各级政府制定应急预案，为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做好充分准备，把结构调整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降低到最低限度。第十二，适当放松资本管制。但是坚决不放弃用管制的办法遏制投机资本的流入。第十三，鼓励企业在国内上市，鼓励三资企业利用国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第十四，实行与WTO不相冲突的产业政策，限制外资对某些特定产业的进入。第十五，增加政府旨在支持企业R &D的公共支出。

　　4．“看不见的手”新解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种观察认为，在中美的贸易金融格局里面，“看不见的手”实现了如下平衡：美国享有利润，而中国收获了就业——这样的判断是否准确？

　　余永定：上述判断有些道理，但表述不准确。在日前的伯南克报告会上，我们还对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位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经济学家在评论人民币汇率时指出：‘美国为什么要对人民币大加抱怨呢？人民币升值意味着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的上升，美国购房者按揭费用支付的增加。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增加美国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会影响就业，但那是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的成衣和玩具就会外包给马来西亚、洪都拉斯等国家。’您对这种意见有何评论？”伯南克回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强调，人民币升值是合乎中国自身利益的。

　　事实上，我们所提到的“美国经济学家”名叫菲利普斯·斯瓦格尔。他是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他在美国最著名的主流经济研究所之一——“美国事业研究所”（AEI）的官方网站上写道：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催生泡沫的只付利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斯瓦格尔作为 “圈内人”的这一番讲话难道不是很富于启发性吗？

　　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根本目的有两个：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和跨代的资源优化配置。决定跨国优化配置资源的诸条件并不能决定一国的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贸易差额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由一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跨代优化配置决定的。一个面临年龄老化、国内投资收益偏低的国家，为了熨平代际消费，必须通过取得外国资产的方式进行储蓄。获取外国资产的过程就是资本输出过程。而资本输出的过程就是实现经常项目顺差的过程。

　　一般而言，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应该保持贸易逆差。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登布什所指出的，“对于一个贫穷国家，不把资源用于国内投资以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而将其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肯定是不理智的。”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外汇短缺，在一段时间内追求外贸顺差是合理的，那么在25年后的今天，仍把实现贸易顺差作为贸易的目标就完全没有道理了。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贫穷国家，中国大力引入外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每年有500亿美元外资流入的情况下，中国仍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就完全没有道理了。在正常情况下，FDI流入应该转化为相应的贸易逆差而不是外汇储备的增加。把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内需不足但就业压力沉重、国内储蓄充裕但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贸易顺差巨大但中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极为不完善的情况下，“双顺差”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次优解”。 “双顺差”已经成为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能够迅速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有资金、有市场，我们应该能够通过增加内需的办法解决就业问题，而并不一定非要以极为不利的贸易条件、靠与其他比中国更为贫困的国家在美国争夺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就业问题。我们目前面临的两难境地充分揭示了一个基本矛盾：改革相对于开放的严重滞后。只有痛下决心加速改革，理顺各种关系，“双顺差”之类的不合理现象才能消除，中国才能实现经济的平衡稳定增长。

(责任编辑：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