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宇 商务部高级研究员

　　贸易自由化与投资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两个主要表现，也是主要推动力量。中国加入WTO之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大大推进了一步，尤其是货物贸易领域，在关税壁垒的降低、数量控制的削弱乃至取消等方面都有明显进展。但在投资自由化方面，却一直步履蹒跚，不论是投资市场的开放还是投资管制的放松，都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在国内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对外贸易谈判中，都有所体现。

　　根据对外开放战略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国越来越重视和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到目前为止，中国已与东盟、智利等地区和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也签订了类似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CEPA)，并启动了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些谈判，普遍不限于单一的货物贸易问题，而是涵盖投资、服务、劳动、环境、竞争等各个领域，致力于推进全方位的经济贸易自由化。

　　然而，针对谈判对象提出的投资自由化问题，中国由于多方面原因，一直采取拒绝或回避的态度。这已使得中国在相关谈判中非常被动。况且，中国已经在1994年签署了APEC《非约束性投资原则》，承诺在2010年前初步实现投资自由化，虽然没有实际约束力，但作为一个负责任、有影响力的大国，若不能信守承诺，对国家形象不利。更为重要的是，内容单一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效用上也会大打折扣。不仅双边投资受到很大局限，就连货物贸易也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众所周知，现今的国际贸易，早已不是单纯的货物贸易，而是资本、服务、劳动力等要素的全球流动，且每个要素都是相互影响甚至不可分割的。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的关系更为密切，贸易可以带动投资，而投资则在更广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推进贸易。中国对外开放中贸易与投资相互作用、共同发展的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点。可以说，如果没有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外商投资，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地位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

　　另一方面，在国际多边贸易组织谈判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僵局的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进展迅速，以至在部分地区和国家呈现出以双边替代多边的倾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产生了通过双边贸易协定弱化多边贸易体系的想法，并已加快实施。这种情况将会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效果受到削弱，并且由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包含高水平的投资自由化安排，其对中国的直接或间接抑制也将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而会逐步扩展到投资领域。欧盟以及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目前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中，来自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不到三分之一，并且忽起忽落，呈现高度不稳定状态，而这些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却占到全球跨国投资的80%以上，这说明中国虽已成为引资大国，但还远没有进入国际资本流动的主流。更加严重的是，美国等国的上述行动，应是其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中国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如要打破其遏制，强化自由贸易区谈判，就必须将投资问题纳入谈判范畴。可以说，自贸区投资问题的谈判，是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与美国等国进行的反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从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理论还是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分析，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快速发展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外商为了避开壁垒进入中国市场，必须在中国投资生产。为了获得更大利益，中国也在政策上鼓励外商在华投资以替代进口。这种情况在以往进口控制很严的行业都有清楚体现，而现在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贸易政策已经大幅度放松，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大大降低，外商的贸易冲动在加强。例如，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做了大幅度削减，关税平均水平从15%左右降到了2006年的9.9%，相当部分产品实行了零关税，配额、许可证等数量控制手段也基本取消。而在已经达成的自贸区协议中，又更进一步地开放了中国的贸易市场，贸易自由化更加深入。与此相对照，中国在投资方面的开放就显得滞后，虽然在行业开放上已经允许外资进入，但仍保留着全方位的行政审批。如2005年以后256个税目的信息技术产品已经全部实行零关税，2006年起对原产于香港、澳门的商品实行零关税，但外商在华投资生产这些产品，仍然要按既定程序进行严格审批。据中国海关和商务部的报告统计，2002年以来，中国外商投资增长率比同年进口增长率分别低9.8、33.2、22.1和28.9个百分点，2005年外商实际投资与2004年相比竟然出现了负增长。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投资政策还不能进行相应调整，就会出现贸易替代投资或者迟滞投资替代的现象。虽然中国还有生产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得贸易替代投资或迟滞投资替代还不明显，但这种可能却是实实在在的，在信息电子等领域也已有所显示。因此，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考虑，投资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协调已经势在必行。

　　对于中国来说，让外商在华投资生产无疑比进口产品更有益，因为可以得到就业、税收、技术等更多的溢出效应。所以，进一步放松投资管制，扩大外商投资的市场准入，也就成了贸易自由化快速推进的形势下，协调贸易投资政策的一个基本选择。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