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人大首次审议了旨在统一不同类型企业税收标准的企业所得税法草案，这一草案将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基础税率统一设定为25%，另外对一些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新的税收政策强调了“产业优惠”，对那些能源资源节约型企业、环保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都将实施税收优惠。

　　“两税合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但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成为外资逃离的灾难地，为了稳定外资的信心，中国财政部搁置这一计划。直到2006年，财政部又重启税率改革。财政部长金人庆表示，实行新税法，不会对外资内资企业主体的生产经营产生大的影响。他还认为，税收优惠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越来越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稳定的政治局面、发展良好的经济态势、广阔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不断完善的商务配套设施和政府服务等。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正在对吸引外资的手段进行新的思考和评估：进行了从量到质的考虑，吸引手段从单纯的价格优惠转变为优化投资环境。

　　无疑，“两税合并”体现的税负平衡原则是国际通例，是一个巨大进步。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资本稀缺，不得不在吸收外资方面采取了“税收退让”政策。尽管现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均为33%，但却一直对一些特殊区域的外资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但经过28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资本匮乏国成为一个资本较充裕的国家（甚至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当然，这不代表实际的有效资本也是充足的），资本变得不是特别稀缺，使得对外资抬高税率成为可能。

　　外资实际税率从15％变成25％，内资从33％下降到25％，看上去似乎对外资是一个打击、对内资是一个利好。这是一种纯静态的分析，并不符合动态的景象。中国的税率并轨的确从长期看也许会减少一部分FDI。一个原因是中国目前相当一部分FDI是土著资本，仅仅为了享受税收优惠，不得不改装打扮成外资来“税收套利”，当两税合并之后，这些在开曼群岛设立公司后、重新回到中国投资的国内资本就没有必要进行“易容”了。另一原因是，新兴市场国家开始新一轮对外资减税潮，例如一些东盟国家和东欧国家。中国的税率竞争力需要摆放在全球接受考验。

　　同时，中国的税率并轨将会影响FDI的利润汇出。此前，外资的利润汇出的节奏是有条不紊的——接受中国资本管制下的有条不紊。但是新的税率并轨行动会加快他们的汇出速度。他们需要更快地拿到利润，然后重新想一想，如何在全球抓住更好的机会来配置这些新增的资本（利润）。

　　但短期看也许恰恰相反，内资的税率降低将会大大增强其赢利性。由于目前全世界都处于一种狂热的资金过剩期，敏感的投机和产业收购资本在各国流动寻觅机会，再加上人民币渐进升值的有利条件，它们将会发现中国不仅仅在房地产上有投机价值，在产业并购和整合上也有很大的机会。而内资企业税负降低将使得他们作为“收购标的”的未来成长性更加诱人，至少从短期财务上看是这样的。

　　那么，对外资来说，它们最合理的策略是更大程度地进入而不是退出。合理的预测是，随着税率并购，很可能在短期看，FDI的数字是快速上升的。从这个角度看，认为外资赋税的上升会在短期内带来外资减少，而这将减少中国资本账户的顺差（从而降低中国国际收支的顺差总水平），对中国平衡国际收支有好处的说法是很难成立的。税率的调整将会促进而不是削弱人民币的升值速度。因为税率并轨可能将会带来更多的投机资本（金融并轨资本和游资），它们的增长数目要远远高于外资中产业资本在中国减少的数目。

　　如果将“两税并轨”同早些时候通过的《外资公司并购管理条例》以及《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补充规定》联系在一起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正在对外资做前所未有的重大调整：中国已经觉察出税制扭曲造成的不平等效应以及“挤出效应”（对内资企业的伤害）；中国已经开始识别FDI中的劣质和优质的部分；中国正在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本土企业命运和外资企业的地位问题。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