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储蓄率降下来，中国经济中的投资率居高不下和对外经济中高顺差的局面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故此，当下改善经济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

    [2006年中国经济主要现象回顾]

　　应该讲，2006年中国经济运行出人意料之多前所未有。

　　一是投资、信贷的加速。2005年年末，正当众多主流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即将面临拐点、有偏冷的迹象时（当时M2增速一路走高，M1却日趋低迷，造成喇叭口不断扩大，一度高达8.6%），中国经济却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06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高达31.3％，全年2.5万亿的新增信贷规模一季度就完成了近一半，到10月份就完成全部新增计划。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在生产资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前两年高速增加后的较大基数上，又呈现较大幅度的提速。

　　二是全国各地房地产价格全面上扬。尽管国家调控房地产的举措密集出台（国六条、国十五条、土地监察等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但迄今未见房价有明显走平的迹象。

　　三是贸易顺差持续扩大。2006年全年极有可能超过1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外汇储备也突破了万亿美元的大关，国际收支失衡加剧。

　　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加速。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使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能源）大幅下跌，美国日益恶化的“双赤”短期内有望得以改善，经济软着陆可能性大增，使得美元获得支撑。如果说以往人民币升值被动性成分较多（由于美元贬值），但诸多迹象表明，这一轮人民币升值似乎表现出很强的主动性。

　　[2 0 6年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分析]

　　经济失衡格局急需调整

　　应该说，中国经济运行的种种出人意料，透视着经济失衡格局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

　　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仍在加强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呈恶化趋势。按去年统计局调整后的GDP计算，中国的消费率非常低，仅为55%，而同样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历史上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0%～70%.从表象上看，中国消费率过低，主要是因为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中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有年均12%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消费增长远落后于投资扩张。但更深层次的因素，是政府对于经济的主导性越来越强。

　　我们现在常讲的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增长，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部门的占比高达21％。也就是，有9个百分点的储蓄率是政府形成的，政府部门的高储蓄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所以，一直被热烈争论的中国投资率高低问题，仅是表象，背后才是问题的症结：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

　　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要素分配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政府（因为政府通常是资源要素的最终所有者），而劳动要素的比重低下，劳动收入部分和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得分配结构发生扭曲，宏观上表现为地区差距拉大、城乡差别拉大、收入差别拉大，全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

　　此外，政府主导经济模式使得经济建设型职能替代公共服务型职能，政府必然将资源更多地用于竞争性领域，而保障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如法治环境、诚信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居住、收入分配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产品），由于缺乏政府财力支持而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出现大量预防性储蓄，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困难重重（由于金融生态的缺陷），国内储蓄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等等。

　　故此，消费增长始终低于投资增长，由此陷入一个“高投资、高储蓄”的恶性循环。

　　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

　　投资消费失衡的另一面必然是国际收支失衡（中国同时存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因为从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恒等式看，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出现贸易顺差，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求外部需求平衡。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宏观上，当国内储蓄因政府和企业储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时候，贸易顺差的出现就应该被理解为输出国内储蓄的现象。外贸顺差大幅度提高，从1999年到2004年基本都维持在GDP的2%左右，2005年大幅度跃升到5%，今年可能进一步提高。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使得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经济结构，日益暴露在强大外部冲击的风险中。

　　宏观调控面临挑战

　　可以讲，当下经济的内外失衡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宏观调控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局面。

　　一系列连续紧缩政策（连续加息）往往很难以持续，通过行政措施（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显然，消费需求在短期内是无法形成内需替代，而中国进口基本取决于国内的投资需求，因为进口的90％是投资品，包括技术、原料和能源等，基本日用品进口比例已经下降到很低。所以投资需求受到抑制，必然导致进口需求减速，而在外部需求依然强劲的情形下，顺差增加只可能加速，此时投资消费的内部失衡就转化为国际收支的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的直接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民币升值压力。

　　事实上，2004年宏观调控以来的情形便是如此。

　　2004年以抑制投资过热为核心的宏观调控，一个直接的效果是，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19亿美元。这种效应在今年的宏观调控后越发显著，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逐步减速，贸易顺差开始逐月剧增。随后必然是自我实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使得热钱更快涌入，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

　　中国经济的风险，在于金融压抑使得金融市场发展极其滞后，资金基本靠银行体系，而当下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

　　资产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信贷条件事实上的放松，实体经济的利率事实上的下降，累积至一定程度，即便是行政手段的信贷指导也未必能控制得住，经济中投资过热局面就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循环，使得中国的所谓经济周期的因素已经越来越难觅踪迹，每一次调控的效果保持的时间只会越来越短，直至根本不起作用。

　　[未来中国经济运行政策展望]

　　汇率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

　　坦率地讲，中国想要短期内将居高的储蓄率降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绕来绕去，越来越多的目光自然投向了人民币汇率。

　　汇率调整谨防“流动性陷阱”

　　就人民币升值途径而言，无非两种选择。一是人民币一步到位，大幅升值后干脆让它浮动；一是选择人民币一路碎步小跑，即“稳步升值”。如此，汇率走势便只有两种可能的结果：对于选项一，可能的是人民币汇率趋势逆转，掉头向下，出现大幅贬值预期或直接开始贬值，那将是中国经济的硬着陆，随后是漫长而痛苦的通缩，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在单方面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成本。

　　而对于选项二，则可能是人民币持续地维持升值预期或直接继续升值，这将是如同冷水慢火煮青蛙般的煎熬。一旦人民币长期单边升值的预期形成并实现，那将出现这样的情形：所有的企业都急着赶在人民币下一波升值前加速进口；中国在国外的企业、公民和侨民都急于把一些说的清楚和说不清楚的资金汇回国内；一些短期投机资金夹杂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投入地方政府的怀抱；而贸易融资的顺差在提前收款、延后付款中迭创新高（根据《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的数据，中国2005年贸易信贷增长254亿美元，增幅高达39%）。结果是官方外汇储备激升，并导致本币发行量大增，流动性泛滥，本币利率下降，甚至陷入日本式的“流动性陷阱”。

　　很显然，对于一个需要同时兼顾汇率和利率的货币当局来说，货币政策从根本上讲很难说有多少独立性，却要独立肩负起宏观调控的重任，的确是不公平的。每每面对经济内外失衡的困局，央行注定只能在收紧流动性（加息、提升准备金率）与人民币升值两种都很不理想的状态下艰难抉择。而中国的禀赋条件决定了，对通胀过分谨慎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像中国这样的典型转型经济体，由于政府对很多要素资源的控制，以及某些行业准入制度所形成的垄断，导致整个经济的相对价格体系，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各种商品及服务的相对价格体系很不一样，而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过程，特别是随着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修正，必然会伴随着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实现良性调整所必须的。

　　对于中国来说，摆脱经济内外失衡困局惟一正确的长期战略，当然是加快经济的转型，由外需主导转向内需主导，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转向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故此，当下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应锁定为尽一切可能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经济转型赢取更多的时间。

　　汇率稳定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基本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汇率稳定，一国产业之调整、演化、贸易格局、贸易收支等等，皆由市场力量决定（消费者的需求转变和生产者的技术进步）。而一旦汇率变动不定，忽上忽下，价格信号只可能更加扭曲，产业结构、经济失衡会进一步加深。

　　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

　　在当前货币政策作用有限的情势下，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可以讲，不把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储蓄率降下来，中国经济中的投资率居高不下和对外经济中的高顺差的局面就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故此，当下改善经济内部失衡的关键在于，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手中的钱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政府应考虑通过加大国有企业对财产所有者利润分红的方式来减少企业储蓄，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

　　同时，在中央、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要积极作为，地方政府财权事权结构错配（地方政府该有的财政收入没有拿到，不该有的财政收入可能自己悄悄发展出来了；该花的钱没有花，而不该由地方政府花的钱却大笔花出去了），已经成为政府职能转换、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严重障碍。对于地方政府，简单通过行政指令来约束是不行的，重要的是必须给出路，着力点就在于中央、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新架构。

　　□刘煜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