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

　　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2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当下应该重新探讨如何定义改革路径，什么样的改革才能真正利国利民？

　　在改革开放的第1阶段，政府垄断了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使得社会经济基本丧失了活力，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社会整体生活质量自然较低。经济问题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来源。因此，邓公小平敢为天下先，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甚至当时的政府可以容忍小规模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等，其原因就是希望透过所谓“矫枉过正”的方式激发民间的活力以及创造力，打破政府的垄断，用心良苦。无可置疑，这个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政府放弃了民生必需品的垄断，开放民间资本参与生产和分配，使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

　　但是改革的第2阶段要带领社会走到什么地步呢？这里有一个指标值得警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认为超过0.4就是危机，而中国已然是0.5。第2阶段的改革带来了严重财富分配不均的结果——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在这一阶段，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其实是有其潜台词的。这个潜台词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会因此变得更贫穷，不会因改革而受损害，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不但符合社会主义理念，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理念。

　　很不幸的是，目前的现实情况却是社会环境急速恶化，可是部分专家学者还在抱残守缺，仍然只谈改革第1阶段所倡导的效率，而不谈第2阶段应倡导的公平。他们简单地认为将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引入中国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由政府与全民合作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这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下谈论各种不同学派的经济理念才有意义。

　　在当前中国，要解决经济的长期发展问题就必须先系统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例如有人明火执杖抢夺私人财产，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例如社会道德标准失范，例如缺乏信托责任等等。但很不幸的是学术界现有两种怪现象。第1种怪现象是相当一批学者忽略了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而在一些枝节话题上喋喋不休。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局促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每每看到这些人把精力智力花在为个人虚荣心而论战，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甚至人身攻击的时候，我只能认为这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责任的偏执学者的悲哀。第2种怪现象是很多学者根本有意忽略了社会环境恶化的现实情况，这种掩耳盗铃的背后原因在于缺乏社会良知。这种偏执和缺乏良知的现象也是网民批评这些学者的主因。

　　但是第2阶段的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目前却是由上述这批专家学者主导舆论的时代中成型的，基本上而言，部分专家学者的改革思维仅仅是抄袭西方一些表面肤浅的名词，例如市场化和民营化，再通过自己的一知半解设计改革路线。这些改革思维之肤浅以及结论之随意让有识之士感到震惊。这种现象就好比医学界移植活体器官必须先考虑排异现象，引进一种新品种必须先考虑是否有天敌，否则环境立刻遭到破坏。举例而言，澳洲引入兔子，由于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美国密西根州随意丢弃了几条黑鱼，由于没有天敌，造成了五大湖的黑鱼成灾。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随意引入一个活体制度，例如民营化和市场化，就要先统筹考虑排异或天敌等等配套因素，否则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而这也正是我国第2阶段改革路径的错误选择。

　　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1986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后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1988至2001年，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现任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