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事件篇

　　中行、工行上市和农行猜想

　　富有戏剧性的是，工行选择内地、香港同步上市的时间，正好是首家国有银行——建行上市的周年纪念日——2006年10月27日。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体量最大的零售银行之一，工行还创下了今年全球最大IPO项目的记录。

　　此前的6月`1日，中行已在香港联交所顺利挂牌上市，成为第二个完成海外上市的国有银行。 至此，四大行中的三家，完成了注资上市改制的过程。

　　这一过程曾备受各方争议，从去年的“国有银行贱卖论”，到今年的“热钱下赌国有银行股价”的担忧，质疑之声一路追随。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在目前状态下各种力量平衡之后的结果，三大行的顺利上市，已经把政府从最大的改革成本承担者角色中拯救出来。

　　国有银行将公司治理结构的问题留给苛刻的海外战略投资者和国际市场规则来评判和施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垄断地位的风光不再，行政级别的本质改变，以及内部审计的日益严格，让人们看到了国有银行体制“高压”迫变的可能。

　　回过头来看，只有农行依旧步调沉重。政策留下的历史包袱，频频发生的违规贷款，以及三大行的先行一步，都在刺激着农行的神经。

　　11月26日，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欧洲货币·中国论坛”上称，将会按照产权股份化方向改革农业银行，使其继续成为姓“农”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注定了农行不仅要进行国有银行的改制，还要负担整个农村金融体制变革的使命，农行任重道远。

　　外汇储备过万亿之后

　　2006年11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万亿美元，这是继2月底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并且，外汇储备正在以每个月近2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然而，现有外汇储备制度框架下，如何有效运用这笔庞大的美元资产，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在绝对量上属于起步阶段，巨额外汇储备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官方间接而被动地购买美国债券和其他资产，反映在国内，则表现为居民沉淀在银行里的庞大而并未转化成消费需求的储蓄余额。

　　用学术的语言来表达，这是一种“货币错配”，但从经济发展的实际轨迹来看，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外资和外贸政策，已经造成了“要素资源的错配”，要素资源向外资、外经部门的过度集中，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对外需和外资的过度依赖问题。

　　外汇储备的问题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解决的，类似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的做法，并没有将其从国际收支的平衡表中抹去，而直接使用这些资产，无异于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如果听凭储备资产增长下去，央行对基础货币量的顾忌，将削弱其政策的调控能力，同时也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分析，除了在扩大进口或者减少出口，以及对外投资或者减少FDI上做文章外，“不应该有第三条道路”。这意味着，中国的增长方式必须从根本上得到转变，中国传统的外贸和外资政策也要作出相应调整，唯其如此，外汇储备才不会在将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路上的一个负担。

　　国企利润的新去向

　　2006年11月下旬，有关“中国式分红”的概念在海内外引起了普遍关注，这一概念涉及国企向国家上缴红利的相关制度设计，一份被称为“国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具体方案将有望年内出台。

　　据称，财政部和国资委已达成一致，由财政部负责编制总预算，国资委负责编制165户中央企业的预算。在这165家央企中，有不少雄踞着被视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行业，如通信、重工业及能源等，预计到年底，央企总的税后利润将达到7000多亿元人民币，即使去年，这一数字也高达5000多亿。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大多数国有企业便不再向政府上缴红利了，国企利润从本质上属于全民所有，但部分已经沉淀为福利，被截留在大多数垄断行业内部。这样的体制安排在激励国有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由于监管的缺失，不少国企对手中阔绰的留存利润进行了不明智的花费或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剥夺了政府在教育、健康及社会保障等满足国民基本需要方面的预算资金。

　　“中国式分红”方案一旦实施，国企将不再享有这些利润用途的主导权，这意味着， “央企吃肉，全社会喝粥”的国企传统分红体制将彻底终结。而健全的分红政策之所以重要，除了有利于提高国企投资项目的效率之外，更有利于改善公共财政资源的整体配置。

　　一直以来，是国家和社会在承担国企改革的成本，为国企改革乃至其发展提供有利环境，而国企的利润水平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得以提高的，现在，是到了该国企自己买单的时候了。

　　(下)人物篇

　　陈晓：小赌局与大赌局

　　2006年7月25日，国美宣布以52.68亿港元“股票＋现金”的形式并购永乐，并购完成后，永乐随即在香港退市，原永乐董事长陈晓成为新的国美电器集团CEO。从独立的老板变为持股的经理人，陈晓完成了大多数人看不懂的一跳，人们甚至开始同情起他和他的永乐。

　　然而对陈晓来说，或许一场大赌局才刚刚开始。

　　2005年1月，永乐与财务投资人摩根士丹利签订“对赌协议”，永乐从稳健得近乎保守的发展模式一下子走进了快车道。急于扩张获得利润以满足对赌协议要求的他，在半年后的7月导演了当时中国家电连锁业史上最大的一起并购案——收购台湾最大3C零售商灿坤，并借此将上海市场上的老大国美“打翻在地”。

　　2005年10月，永乐成功在香港上市，然而对赌协议对他的压力更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账面利润，他接下来还准备收购北京的大中电器。这个时候，大摩已经悄然将视线转移到国美身上，利用增持和减持的财务手段，开始策划一场“卖永乐”的表演秀，买家正是国美，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故事。

　　实际上，陈晓是家电零售连锁业整合联盟的坚决推动者。2006年他曾经邀请五巨头会聚北京，商量“划区而治”，并希望永乐能独占上海，但由于分配不均等种种原因终不了了之，如今，他进入新国美电器，似乎还是希望实现他“分而治之”的理想，但这谈何容易。

　　正像陈晓在11月22日的新国美成立大会上的表态，“我的任期没有时间表，我的目标我自己清楚，如果做得好，会一直做下去，如果感觉自己不能胜任，就会自己离开这个位置。”

　　在一场没有时间表的赌局之中，一切更加不确定。陈晓能否在国美的众多强人里保持“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的一份从容？无论故事的结局如何演绎，上海人陈晓在2006年的表现，成为中国新一代企业理性与智慧的标志之一。

　　严介和：国企拯救者的自救

　　如果评选2006年最富戏剧性的财富人物，严介和必居榜首，从胡润百富榜第2名暴跌至16名已经惹人侧目了，被众多银行和躲在银行背后的地方政府追债，拥有40多亿资产却偿还不上3亿多贷款，就更加令人不可理解。

　　临近年终岁末，严介和制造的财富游戏中，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人们玩味：其一，严介和持有的太平洋建设集团股权正在转让之中，具体数额不详；其二，太平洋集团目前从事的项目都是去年的老项目。

　　第一件事很好理解，现在他急需的是钱，是现金和银行存款，但问题是，太平洋建设的景况到了如今这种田地，不知道还有谁愿意而且敢于为他买单，去购买这些将来不知如何处理的股权。

　　第二件事就值得细细琢磨了。首先，为什么老项目的周期拖得这么长？此前湖南长沙的包工头因为太平洋公司欠债不还而不得已自杀了，还有多少项目是这样被拖着的，还有多少泡沫是严介和自己吹出来的。

　　其次，太平洋建设弄不来新项目了吗？2006年春节刚过，由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委联合制订的《关于严禁政府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就下发到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人们评论说，中央禁令下来了，严介和没得玩了。

　　尽管他后来高调澄清，这个通知不是针对他来的，BT模式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在中国，灰色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机会，对各地方政府来说，则更多代表着政治风险。看着严在中央政策面前玩火，哪个地方政府还敢陪他继续下去？

　　严介和自认为并不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但对于“生意人”这个称号，他颇为满意，他知道与地方政府“做生意”稳赚不赔，因为他了解他们的需求。他猜到了作为一个“国企拯救者”出现在舆论中心能有多么大的好处。

　　只是，他猜中了剧情，却无法猜中这飘摇不定的结局。

　　谢国忠：一个精英的意外出局

　　2006年9月29日，由于一封电子邮件的泄露，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铁嘴、前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离职了。在这封近乎个人隐私的电子邮件中，谢国忠对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评论，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

　　这也许是个意外，新加坡一向以严厉的政府管制闻名，《远东经济评论》近期因一篇与新加坡相关的负面报道而被起诉，谢国忠以一人之力当然无法抵挡来自一国政府的压力。

　　无论如何，谢国忠的专业能力是无可置疑的，他曾准确预测香港房地产泡沫将破灭、房价减半，以及预测97亚洲金融危机等等，人送美誉“三年早知道”。但专业人士的洞识能力和执拗个性一旦与大机构、大政府，甚至是与自己所在的公司的利益相左，结果可想而知。据说，在他就职摩根士丹利期间，大摩曾致力于投资大陆楼市，但谢国忠是极力唱衰楼市的，因此双方曾一度闹了个不愉快。

　　当然，背靠大摩的谢国忠，由于这个投行机构的影响力，已经将自己的观点升格为内地房地产和上海楼市的权威言论，与很多内地地产名人有本质的区别，谢国忠长期游离于内地地产圈之外，但持续高调评论内地房地产， 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人们思考的现象了。

　　虽然到最后，谢国忠的“学术单边赌博”走到了尽头，他本人也因为触碰别国“高压线”而被迫离职，但他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论”的观点，后来成了中国房地产过热的风险提示，这些略领先于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过热风险察觉的意见，最终改变了预期，促进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和深入。

　　或许可以这么说，专业精神是一把剑，商业和政治利益决定着剑锋的方向。

　　飞来的张茵

　　女性，废纸回收，白手起家，身价270亿元， 2006年10月11日，2006年度胡润榜首富人选，是一个叫做张茵的女人。

　　如果说富豪出在房地产、金融、IT界，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这些行业的利润之高是公认的，但造纸在大家的印象中也就是个传统行业。据统计，今年1~5月，全国造纸企业7000多家，亏损的超过1500家，全行业销售利润率仅为4.47%，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行业内，怎么会冒出个坐拥17%净利润率的女富豪？

　　按照张茵自己的说法，她的公司玖龙纸业从1992年开始，就只生产一种纸——包装纸。通过纵向打通生产销售甚至运输链条，她创造了一种积累财富的新路径。在众多企业在为同行拼得你死我活，为开创蓝海市场愁得绞尽脑汁的时候，这位“飞来的富豪”用简陋得近乎“傻瓜”的模式，赚到了无数桶金。

　　也许可以用女性的特点来诠释一番，相对于男性企业家来说，她们简单而执著，而且把这种特点发挥到极致，而不是相反地去向男性特点靠近。

　　这里也就顺便带出了一句老话，细节决定成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细心的张茵发现，当时大量运送出口美国货物的集装箱，回到中国时都是空返，她便用极低的运费将美国的废纸运到了中国。

　　当然，张茵的成功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惊诧，是因为如今的商业环境，似乎没有光环效应就无法吸引眼球，而在镜头前曝光的次数就几乎可以与财富成正比，所以企业行为越来越类似一种商业秀，企业家思考细节的机会越来越被媒体的提问和众多的演讲所替代。

　　回到张茵本身，她恐怕上了这个舞台，也很难再回到从前了。

　　李东生交出答卷

　　两年前当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业务时，业界的评价是，无论成败，它都代表了中国企业改变全球商界原有秩序的决心。两年后的2006年10月31日，李东生用行动承认了失误——他宣布对两者的前合资公司TTE的欧洲业务展开重组。

　　“做不到的时候再检讨”，这是李东生今年1月对这次合资的一个注解，未完的检讨则成为TCL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得来的宝贵经验，按照李东生本人的估计，重组的成本在9000万欧元左右。

　　中国企业首次通过收购改变全球产业格局的努力，如此这般在一片唏嘘声中走到了尽头。大而言之，可以说是李东生“实业强国”的冲动，给TCL带来了远征欧洲的荣耀，也留下了力有未逮的遗憾。

　　在国人普遍相信“企业一旦有了跨国发展的机会，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自尊心驱使下，李东生做了一个在专业人士看来有点“速成”的交易决策，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一个比并购过程更为复杂的重组残局，而最终的买单人还是资本市场的公众股东，TCL交出的这张答卷勾画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不易程度和被动图景。

　　2003年，TCL收购德国施奈德彩电时仅花了800多万欧元，2004年连续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全球手机部门，花掉了将近两亿欧元。更重要的是，李东生收购来的是这些公司的过去，包括亏损的历史；关于未来，则需要自己“创造”。

　　也许经过此役，李东生会真正明白“中国创造”之于跨国收购的意义所在。当然，他并不后悔，在2004年1月的内部演讲中，他表示，“如果我们不做，今后很难再有以这样的条件来形成全球产业第一的机会。”

　　说到底，李东生认为国际化战略没有走错。“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还会做同样的决定，没有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企业不是跨国经营的！”

　　顾雏军喊冤

　　2006年11月7日，曾经的“国企拯救者”顾雏军坐在了被告席上，他用自己在狱中写就的几十页材料，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无罪自我辩护，这些内容甚至都没有跟律师协商过，以至于当庭的法官不得不多次提醒他“不要跑题”，但固执的他仍然坚持要“把一个完整的故事讲清楚”。

　　倔强的顾雏军如斯，败也如斯。就在一年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出他的四宗罪：虚假出资、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职务侵占以及伪造公章，并给予他中国资本市场的最高行政处分——永久性市场禁入，他也是家电行业领此处分的第一人。此后他便一直身陷囹圄，甚至据说“无法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

　　现在，顾雏军开始喊冤，除否认自己的四宗罪外，他更是当庭大讲改造科龙的故事，他想让世人明白，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价值。不过，法律与价值无关，他没有听众了。舆论、政府包括媒体盖棺定论式的眼光，都在质疑地打量着这个慷慨激昂的“演讲者”。

　　不过，什么是企业家的价值？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包括顾雏军在内，如此之多的企业家舍弃正常经营路径走向灰色生存状态，显然有其不得不然而所以然的理由，毕竟，任何企业都离不开由现实规则与潜规则的合力所形成的路径依赖。

　　这个时候，体现企业家价值的或许就是“与行政权力接近”的功夫，顾雏军的悲剧就在于，当所谓的“虚假出资”成为普遍行为的时候，他却恶化了与公司注册地政府部门的关系，成为司法机关追究民间投资者“原罪”的替罪羔羊。

　　而当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都挪用或者挤占上市公司资金的时候，顾雏军也没有随风转向，通过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股权转债权方式，金蝉脱壳。

　　很显然，在资源行政性垄断还是经济生活常态的情况下，企业家能体现的，也只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被歪曲的价值”而已。

(责任编辑：铭心)